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庄开放性不断加强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村庄的开放性越来越强，上过学、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一代不再愿意像其父辈那样回到村庄生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工经历了离土和返乡的代际转换。改革开放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少人在外务工经商多年后，从城市和外地回到家乡生产生活；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人绝大多数坚定地走出村庄，到城市、到经济发达地区、到就业机会多的地方寻找就业发展机会。村庄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再是限制和阻隔村民与外界联系的篱笆。在村民与外界交往交流增强的同时，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内各家各户忙着自己的生产生活，共同劳动生产的机会不多，交往交流远不如集体化时代那么频繁。因此，村庄开放性带来两个不同的后果：一是增强了与外部的联系；二是引发村庄内部结构变化，村民之间异质性增加、同质性减少，乡村内部的血缘地缘业缘联系弱化了。

要推动村庄边界开放和扩大的力量，一是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流动的门槛和成本，使农民有权利有能力走出乡村，选择他们愿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二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介入，推动乡村功能扩展，带动土地流转、土地整理及其功能变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庄改造和行政村撤并都使得村庄物理边界不断变化。村庄边界开放和变动，使得农村的含义越来越模糊。哪里是乡村、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成为含糊不清的问题。市场和行政双重力量推动下的工业化、城镇化使村庄形态和内部差异越来越大。

村庄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趋势加剧

村庄由封闭走向开放带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办企业，绝大多数村庄常住人口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一起或全家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青少年出村入市求学读书成为常态，还有一些家长特别是年轻的妈妈们陪孩子在外读书，种种情况都使得村庄里年轻人大量减少。访谈资料表明，全国各地农村家庭户平均人口在4人以下，说明多子女家庭越来越少。这就预示着乡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对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提出新要求。

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凸显

我国“大国小农”的现实决定了农村家庭的承包土地十分有限，多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经商。除了极少数山区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之外，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机械化播种收割，依靠社会化市场化进行生产管理和服务，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由于种粮收益低，不少农户种地积极性不高，人力物力投入较少甚至撂荒承包地。家庭人口减少，家务劳动相应也减少。经济条件好起来，生活有保障，空闲时间多了，这就使得业余文化生活需要凸显出来。受到大众传媒和城市文化的影响，流行于城市的广场舞进入乡村，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村庄内部的文化活动一旦开展起来，又会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带动更多的人参加文化娱乐活动。

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村民参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以及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比较高。从访谈了解的情况看，所有类型农村地区，无论外出人口多少，村民对选举“两委”主要负责人都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即使在外务工经商，也有不少村民在选举日回到村里参加选举投票。一些不能回乡的村民，也会通过微信群或委托他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投票意向。党的十九大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普遍实行“一肩挑”，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两委”成员实行交叉任职。这样就减少了村“两委”人员，提高了决策议事工作效率，减少了村级经费负担。尤其是集体经济较好的村，村民对参选“两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职位非常积极。总体看，村庄经济越发达，发展条件越好，人们政治参与热情越高。除了参加选举，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也十分关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尤其关注。主要表现，一是直接向村干部反映个人诉求和意见建议，二是村民代表踊跃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并发表意见。

总体来看，各地乡村人口外流现象严重，乡村职业多样化、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村民社会需求增多增高。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实行更大力度的帮扶政策，向乡村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致力于推动城乡资源双向合理流动。其结果却是一方面国家公共资源向村庄、向基层扩散，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继续向村外、向城市集中，冲击着传统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