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之一，长期的农业实践不仅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并通过可持续性农业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尽管古人没有提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却在实践中将其精髓贯穿始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古人提倡的天、地、人三才理论，该理论以人为主导合理协调天、地、水土与农作物的关系，保证了农业持久稳定发展，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支撑在于以下三方面。
因天时、顺地利，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形式
土壤是农作物养分、水分的供应者，供给与消耗，农业生产中的往复循环，使中国古代农民不仅掌握了辨识土壤的技术，也致力于施肥、用肥、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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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土壤是利用土壤、改造土壤的前提，古人辨识土壤来自两个方面，辨方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着眼于宏观尺度认识土壤性状。最早的辨方出自成书于战国初期的《禹贡》，《禹贡》划天下为九州，并依宜农状态，分九州土壤为九等。物土侧重于种植农作物的每块农田。先秦诸子有关物土的论述很多，其中《荀子·王制》称：“相高下，视肥墝，序五种……治田之事也。”而物土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安排农作物，根据土壤性状确定与农作物的对应关系。
从选择利用土壤到改良土壤。中国早期农业属于轮荒耕作制，人们将土地分成几块，土壤肥力通过轮流撂荒而自然恢复，农作物也在撂荒—耕作循环中不断更换土地。大约从春秋以后土地进入连续使用，人工补充土壤肥力出现。《周礼》《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书记载，最初补充土壤肥力的办法，是粪种而不是粪地，即将粪汁裹在种子上。粪种的肥效只在种子萌生阶段，针对农作物的全生长期，随之出现了粪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施肥。
施肥的前提是积肥，宋人陈旉《农书》提到牲畜粪肥以及“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外，河泥可为上乘。且“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甃以砖甓，勿使渗漏。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宋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转向江南太湖平原一带，这里也成为精耕细作典范之区，宋人秦观曾有这样的感慨：“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吴、越、闽、蜀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积肥之后，如何施肥同样重要，陈旉《农书》谈道：“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用粪讲究因时、因地、因作物合理施肥。
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土壤只是农作物的立足之地，农作物每粒种子都带着地理信息，因此择水土之举，不仅起步于农业肇始阶段，也贯穿于全部发展历程。每方水土都有属于自己的农作物，建立作物与水土的对应关系就是因地制宜。而这样的举措早在春秋时期的农事活动中就已存在，从那时推向后世，遍及全国各地。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主要内容，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并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文献《吕氏春秋》提出一连串问题，几乎包括了农耕生产所有环节，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民早已思考且正在进行的实践。
自《吕氏春秋》之后，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将耕作的各个环节逐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中“耕”是传统农学的核心，伴随耙地、耢地、水田耖地等系列操作以及施肥，将为农作物营造立足之地视为重中之重。若概括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大半用力于土，另一半用力于作物，且通过除草、耘田、追肥、灌溉完成，其中的劳动不只有“锄禾日当午”，各个环节贯穿于每个农时。
从广度开发到深度开发的农业种植制度
广度开发为土地拓展，深度开发为以轮作为核心的复种。中国古代农业实行的轮作包括：以增加收获次数为目的，同一块土地实行一年多熟制以及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的轮作。
轮作有两种，一是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进行轮作。一块土地连年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吸收的营养元素一样，土壤会因此而贫瘠。每种农作物都有对应性的病虫害，一块土地连年种植一种作物，就等于提供了某种病虫害的稳定生长条件。轮作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比如禾谷类作物对氮、钾的吸收量较多，而对钙的吸收量较少，豆科作物却正好相反，实行这两种作物轮作可以成功地均衡土壤养分。《齐民要术》指出：“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按照谷类作物与豆科作物对土壤养分的需求，这两类作物轮作正好构成养分互补。二是以提高收获次数为目的进行轮作。农业生产为民生提供了衣食，而人口也在农业的滋养下不断繁衍。满足增殖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充土地是一种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农作物的多熟制也是一种途径。
轮作需要知天、知地、知农时，对于天、地、农的认识来自农民的劳作，而实行轮作则取自人们的需要。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在今山东一带实行，并逐渐盛行于华北地区。与北方两年三熟制比较，南方实行一年两熟稻麦轮作，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水稻本是水乡环境的物产，实行稻麦轮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这样的水旱轮作方式，即使在今天世界主要植稻区也十分罕见。依凭一年两熟的轮作，江南不仅获得两季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推动农业技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长江流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火耕水耨”的易田制，土地利用率最多50%。“安史之乱”后北方人一路南下，人口压力推动江南土地利用率从50%发展到100%。土地连作后，采用北方稻田盛行的“拔而栽之”的复栽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插秧技术。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5至8月，冬小麦为9至5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与轮作制度创造了条件。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不仅将江南的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到200%，也使农作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太湖平原在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支撑下，有着超乎其他地区的富庶，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人口史研究告诉我们，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口从两千万、五千万到八千万、一亿，至清嘉庆年间达到四亿，人口繁衍的背后是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品。这一路攀升的人口数字证明了中国农业与农业技术的成功。在工业社会没有到来的几千年中，农业成就了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
作者：韩茂莉
■ 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