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日前报道，某在线旅游平台宣布将从下个月起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即每周三、周五员工可选择在家远程办公。据透露，“3+2”工作制将无差别覆盖公司所有员工，且不做薪资调整。

远程办公并非新事物，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远程办公、轮班制等弹性工作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大面积使用，作为一些企业、组织等度过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之后，随着疫情防控的稳定，远程办公的人们大多重新回到传统的办公室。尽管国外一些科技巨头试图将远程办公永久化或半永久化——比如Facebook曾宣布花5-10年时间让半数员工实现永久远程办公，Twitter也宣布允许部分员工永久远程办公，不过在国内的企业中，如此大面积“正式”地使用弹性工作制，似还不多见。

弹性办公所自带的优势显而易见。不用跑去物理意义上的规定办公空间出勤打卡，不仅让“打工人”们省却了通勤之苦，并在客观上达成缓解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的结果，由此实现的减碳也是人们所乐见的。而且对工作时间和内容更具自主性的安排，也会增加员工对自身生活秩序的掌控感。

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承担父母责任的员工来说，弹性办公让他们更好地看护孩子、料理家务成为可能。如果父母均为享受弹性工作制的员工，安排得当的话，独立在家看护孩子并不是奢望。

更重要的是，弹性空间的存在，让一个家庭应对各种或日常或意外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之前背负的心理压力或得到减轻。对于当下处于“夹心层”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和生活之间哪怕是紧平衡的实现，也会显著提升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在当前的诸多话语中，相较于朝九晚五、固定格子间的传统办公意象，远程办公多被赋予自由自主的色彩与轻松惬意的想象。然而，果真如此吗？

居家办公看似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但这也在事实上打破了之前传统工作所建立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处于“员工”角色的你，随时都可能被“爸爸/妈妈”“丈夫/妻子”的“角色”需求召唤，频繁的角色切换势必影响工作效率。相应的，独立工作对个体的自律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远程办公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工作时间弹性，但这也或许会带来更长的工作时间。而共同的办公空间的暂时消失，让传统的“在场”监督无法实行，那么监督的成本是否会转嫁到员工身上，有限的弹性自由是否要以完成更为严格的工作报告、更为紧迫的反馈要求等为代价，这也是不少人的忧心之处。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长期的弹性工作制或将让员工之间的关系趋于疏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面对面交流机会的减少，并不利于员工归属感的形成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

对于个体来说，家庭单位持续缩小，原子化的生存已成现实，在大城市，不少年轻人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在此情境下，“单位”已经成为不少人为数不多的参与社会化的途径。传统工作模式下的办公室这一“场域”，早已突破了简单的共同工作空间这一意义，在事实上承载了情感连接、意义赋予、人际关系协调、人际网络构建等功能。而这些，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都至关重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不能被取代，而旨在强调，弹性工作制表面上看，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改变的是工作时空资源分配，但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弹性工作是大势所趋，那么它将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绸缪应对，值得深思。

（文章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