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最近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较高的名义GDP增速往往需要以信贷放量来支撑。这种信贷大额投放驱动下的经济复苏模式，在2003年、2009-2010年、2015-2016年表现得较为显著。通常会经历“信贷投放→经济复苏→营收回升”的三段式过程，基于此，银行业绩主要由规模驱动。
近年来，随着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贷款增速也就缺乏弹性。银行对经济的贡献主要通过信用投放，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速形成支撑。投资对GDP的突出贡献，主要在2001-2010年间体现，在2012年之后明显下降。因此，近年来，哪怕经济增速出现波动，贷款的增速也是比较稳定在12%附近。
规模扩张对银行业绩的贡献度下降。民生证券对上市银行过去10年的业绩进行分解后发现，“四万亿”及之前，规模扩张的贡献度较高，“后四万亿”时期，2011年往后看，其贡献度一路降低：2011年，规模扩张贡献17个百分点，当年净利润增速为29%；到 2014年，贡献度降到11.5个百分点，净利润增速为7.9%；到2018年贡献度降到6.7个百分点，净利润增速为5.5%；在宽信用政策的助推下，2020年扩张的贡献度短暂回到10.5个百分点，但2021年三季度又回落至8.5个百分点。
如今，扩张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盘，中间业务收入、拨备等因子的贡献度在增加。与此同时，中间业务收入、其他非息收入、拨备反哺逐步成为业绩贡献中更显著的因子，规模扩张仅仅提供了9个百分点左右的基本盘，弹性已经不大。
虽然整个银行业不再高扩张，但总有银行在高扩张。从2021年三季度来看，整体上市银行平均生息资产仅增长8.5%，有5家银行的增速在20%附近，由此导致这些银行的营收和利润增速都水涨船高。
区域信用增量不均
银行扩张在个别区域尤其突出，可以看看社融分区域结构。根据民生证券的观察，2021年全国各地区的社融增量前七名如下：广东13.3%、江苏12.1%、浙江11.9%、山东7.3%、北京5.4%、四川5%、上海4.2%，由此可见，这些地区的信用扩张体量较大。
如果用2021年社融增量占比与2014-2021年累计占比相比，就会发现信用扩张力度在区域间呈现此消彼长，部分地区正经历着信用加速流入。社融增量占比提高幅度居前的6 个地区分别为：浙江增长3.3个百分点、江苏增长2个百分点、山东增长1.4个百分点、广东增长1.1个百分点、四川增长0.6个百分点、湖南增长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信用扩张减缓的前6个地区分别为：辽宁下降2个百分点、江西下降1.5个百分点、河南下降0.9个百分点、天津下降0.7个百分点、甘肃下降0.7个百分点、贵州下降0.6个百分点。
6个省份信用加速流入，近年趋势相对稳定。过去8年以来，这6个区域的年度社融增量占比呈现出持续的上行态势，尤其以江苏、浙江、山东较为显著。可见这种信用的此消彼长态势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稳定的内在趋势，或因北方、西北、云贵等区域的信用风险事件带来结构分化，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地区间的信贷扩张分化有望持续。
与此同时，这6个地区的贷款市占率也呈现增长态势。自2015年年底到2022年1月底，江苏省贷款余额的市占率提升了约1个百分点，广东省、浙江省的提升也较为显著。凭借区位优势，当地优势城商行、农商行或将充分受益于地区贷款市占率提升带来的红利。
区域性银行的市占率一直在提升，2021年尤其显著。民生证券将2021年前上市的36 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分组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间，国有大行的市占率一直在下降，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市占率在上升。而到2021年则发生变化，国有大行市占率回升0.32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市占率下降0.57个百分点，城商行、农商行市占率依然在提升。
上市城商行市占率提升主要由5家城商行贡献。2021年三季度，城商行贷款余额市占率变化主要来自于：宁波银行增长0.06个百分点、江苏银行增长0.05个百分点、南京银行增长0.03个百分点、成都银行增长0.04个百分点、杭州银行增长0.03个百分点。这些银行过去4年以来，经历了持续的市占率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常熟银行、苏农银行虽然体量偏小，但仍然贡献了可观的市占率提升，对它们自身而言就是较高的贷款增速。
具体到上市银行规模增速，这些区域的城商行、农商行高出行业平均水平。在15家分布在以上区域的城商行、农商行里，竟有13家的规模增速位列上市银行前15名，宁波银行、成都银行、杭州银行为前三甲。规模扩张奠定了较好的业绩基础，这13家银行普遍获得了较高的营收增速(大部分位于10%-30%之间)和利润增速(大部分位于15%-30%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这13家银行称为“高扩张城商行、农商行”组合。
一般而言，规模扩张、拨备计提对银行业绩影响较为显著。2021年三季度，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3.3%，规模扩张、拨备计提分别贡献8.5个百分点、8个百分点，为主要贡献因子；其次是其他非息收入和净息差(净息差有2021年年初大幅降息的影响，常规情形下不会产生这样大的拖累)。单独看每家上市银行的情况，也能发现类似结论。
根据民生证券的分析，高扩张城商行、农商行具有两个共同点：高扩张和报表干净，扩张是业绩基本盘，干净的报表说明不良决定业绩增增长上限。在上述13家银行里，山东的2家银行虽然扩张较快，但业绩优势较不显著，原因在于青岛银行的净息差下行较快，青农商行资产质量压力仍存，故拨备计提较多。剩下的11家银行，分布在江苏、浙江、四川、 湖南地区，均表现出规模扩张快、息差拖累小、减值拖累少的共同特征，归纳起来， 就是“高扩张+表干净”。
规模扩张决定业绩基本盘，报表洁净度决定业绩上限。之所以归纳出这个特征，是因为我们发现，在“高扩张”态势下，这13家银行的营收增速均较高，但利润增速则受到不同的拨备计提力度影响，出现高低分化。因此，“高扩张”提供了业绩高增长的基本盘，而“表干净”可使拨备计提较少拖累业绩释放，甚至能反哺利润。
高扩张大概率使资本消耗加快。一般情况下，信贷在加权风险资产(RWA)中是按 100%权重计算的，且其在RWA中占比较高，因此，信贷高扩张几乎意味着RWA高扩张。RWA 作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其较快增长就可能拖低后者。高扩张城商行2021年三季度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城商行整体低17BP，而高扩张农商行则比整体低127BP，农商行的这种分化趋势始于2019年年底。
如果资本补充不足，高扩张模式会很快碰到瓶颈。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底线要求是7.5%，叠加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增量要求，许多高扩张银行的资本捉襟见肘。实现过程也比较简单：高扩张→高资本消耗→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扩张空间受约束。
正是存在资本的约束，为了保证高扩张的延续，银行或主动或被动地需要保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标且稳定。资本补充的手段主要有定增、可转债、利润留存。较高的利润增速不仅可以直接留存利润补充资本，还可以提振ROE、抬高预期，让定增或转股过程顺利。可见保持高业绩是唯一的选择。而为了实现高业绩，营收增速也要高，就要保持高扩张，自此形成逻辑的闭环。此外，如果银行报表干净，高扩张会使不良率下降，拨备覆盖率被动上升，为控制其不至于上行过快，利润也会得到反哺。
因此，高扩张城商行、农商行是银行可转债的主力。定增往往需要大股东的支持，可转债成为银行资本外生补充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在我们梳理的13只高扩张银行中，有 11家涉及可转债，且转股诉求较强。
高扩张中小银行实现路径
如果要给高扩张城商行、农商行进行横向对比，该如何排序呢？民生证券从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即业绩表现、报表洁净度、资本紧缺度、转股节奏。
第一，业绩表现：营收增速与归母净利润增速的组合。综合考量两个业绩指标，可分三档。第一档：宁波银行(28.2%，29.7%)、成都银行(26.0%，22.2%)、江苏银行(22.6%，30.7%)、南京银行(21.0%，22.4%)、杭州银行(18.4%，29.8%)；第二档：常熟银行(16.3%，21.1%)、长沙银行(15.8%，18.1%)、青农商行(19.3%，10.5%)；第三档：无锡银行(13.1%，19.3%)、张家港行(10.8%，29.8%)、青岛银行(5.7%，22.1%)、苏州银行(4.5%，20.6%)、苏农银行(1.8%，20.7%)。
第二，报表洁净度：不良率与拨备覆盖率的组合。城商行和农商行业务模式有区别，故分别分档。城商行里第一档：宁波银行(0.78%，515%)、杭州银行(0.90%，559%)、南京银行(0.91%，396%)；第二档：成都银行(1.06%，387%)、苏州银行(1.17%，410%)、江苏银行(1.12%，296%)、长沙银行(1.20%，298%)。农商行里，第一档：常熟银行(0.81%，521%)、无锡银行(0.93%，459%)、张家港行(0.94%，452%)；第二档：苏农银行(1.06%，370%)。
第三，资本紧缺度：距离监管底线的空间。同时考虑银保监会的7.5%底线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要求，高扩张城商行、农商行距离监管底线的空间，按照2021年三季度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紧缺程度，可以分三档。紧缺度第一档(100BP以内)：成都银行84BP、青岛银行85BP、无锡银行91BP；第二档(100-200BP)：江苏银行100BP、杭州银行101BP、宁波银行164BP；第三档(200-300BP)：青农商行、张家港行、长沙银行、南京银行、常熟银行、苏州银行。
第四，转股节奏：何时进入自愿转股期，何时到期。除了兴业转债、成银转债还未进入自愿转股期(将分别于2022年6月30日、2022年9月9日开始)，其余存续转债当前均已处于自愿转股期之内，只要满足强赎条件就可以强制转股。另外，还应关注债券存续期，若存续期结束仍未达到强赎条件，则会被发行人到期赎回，转股失败。一般来说，存续期为进入自愿转股期之后5年半。目前，除了光大转债将于2023年3月到期之外，其余转债的存续期都还有2年左右或以上，时间较长。目前市场上有14只银行可转债正在自愿转股期内，竞争相当激烈。
截至2022年3月18日收盘，宁波银行PB估值在1.7倍，成都银行、杭州银行PB估值已经追至1.2倍附近，仍有上行空间，尤其是成都银行的ROE较高，估值提升空间较大；南京银行以16.8%的高ROE，PB估值却处于1倍以下，有所低估；江苏银行、苏农银行、苏州银行PB估值均在0.7倍附近，同样有所低估。
局部信用风险事件，尤其是房地产业的风险外溢造成信用区域分化趋势，信用加速向江浙鲁川湘等6个地区积聚，催生了当地城商行和农商行的高扩张。高扩张使资本消耗加快，需要释放高业绩以内生补充，并促成可转债转股，进而维持高扩张态势，构成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此，规模高扩张和报表干净大概率会有高业绩。
尾部金融机构风险凸显
3月25日，央行公布202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整体来看，近年来高风险机构数量有所下降，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于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商行。与此同时，在经济金融环境及信用资源南北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区域性中小银行呈现“强者恒强、尾部偏弱”的特征，弱资质地区问题金融机构压力相对较大。
近年来，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及占比逐年下降，2019年以来，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问题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风险有集中释放之势。2020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金融等领域重大风险防控”。遵循“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总体原则，持续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监管部门三方责任，相关主管部门根据高风险中小银行具体风险情况，对个案风险进行了精准处置。
截至2021年年末，316家高风险机构总资产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由2018年年末的587家逐渐降至2021年的316家，机构数量占比也相应由13.4%降至7.2%。
区域分化加剧，存量高风险机构呈现区域集中特点。央行2021年四季度评级结果指出“存量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四个省份”，但并未提及具体省份。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陕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进一步结合信贷投放增速、不良率省域分布来看，这“四个省份”或为辽宁、甘肃、内蒙古和河南。
近年来，东北三省、内蒙古等资源型、重工业相对集中地区经济景气度持续低迷，相应的，这些弱资质地区也通常呈现信贷增速低、不良率高的特征。我们看到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双经济圈地区尽管同样存在小幅分化迹象，但点位相对集中，对公中长期贷款增速普遍位于10%-25%的区间，不良率为1%-2%。而东北地区、内蒙、河南等地区则呈现“对公中长期贷款增速低、不良率高”的特点。这说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良率普遍偏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分化带来对公贷款投放的分化。
高风险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分布于农村金融机构及城商行。从央行评级结果的机构分布来看，大型银行整体评级结果无忧，中小银行则出现分化：农合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186家和103家，资产分别占本类型机构的5%、7%；城商行(128家)中高风险机构数量占比为10%，资产占全部城商行的3%；民营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无高风险机构。
与此同时，中小银行对整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抵御能力较弱。根据央行2020年年末对3985家中小银行的压力测试情况看，若不良率分别上升100%、200%，则将分别有1390家、2011家机构无法通过压力测试。
上述评级分化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近年来金融生态分化的进一步加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环境分化：区域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东部地区得益于良好的区位优势，经济增长相对稳定，而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区持续低迷；2.信用分化：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双经济圈地区对公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呈现“对公中长期贷款增速低、不良率高”的特点；3.风险分化：中西部地区债务负担较重，弱资质主体融资承压；4.经营分化：强者恒强、尾部偏弱，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产质量压力相对较大，特别是弱资质地区地方法人银行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和资产质量恶化压力需引起重视。这里既有自身经营区位带来的负向循环压力，如东北、西北及华北等地区对公信贷增长乏力，与区域性风险关联度较高，而区域性金融生态恶化可能导致“金融-实体”收缩的负向循环；也有金融机构自身公司治理不善，特别是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监管趋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风险持续积聚，可用于化解风险的资源相对不足。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