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广东绿色金融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体制机制创新都走在全国前列。在亮眼成绩的背后，广东的金融机构是如何“修炼内功”，为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打通脉络？近日，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深度调研了广东18家金融机构，其中包括6家总部位于广东的法人银行机构、12家位于广东的分行级别机构。
此次调研试图从机构的绿色金融战略布局、内部架构设置等着眼，并聚焦协同管理、资源配置及业务发展痛点难点，调研广东银行机构如何由内向外调动“绿色能量”，并试图探索推动绿色金融实现持续增量提质的途径，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本文为调研的第二篇稿件。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广州报道
(相关资料图)
目前，大部分广东银行已将绿色金融从一个简单的考核指标上升至全行战略，不少银行更是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考核导向、资源倾斜方面逐渐搭建起一套绿色金融发展机制。
在历经绿色金融业务快速增量后，如何推动绿色金融持续增量提质，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是广东银行业关心的话题，也是此次调研的重要目的之一。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调研发现，银行普遍反馈的困难包括绿色金融的投资回报不确定性，规则标准、碳核算体系建设、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以及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但具体到业务层面，这些困难最终指向三大问题，即能不能做？怎么做？谁来做？
寻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调研发现，尽管绿色金融已成为各家银行的重要战略业务之一，但是在绿色信贷投放前，业务部门还是会对具体的业务打个问号，这笔业务“能不能做”？这也意味着，银行要考虑如何平衡每一笔绿色贷款的风险与收益。
就“纯绿”行业而言，过去数年，金融机构已对传统的环保节能、传统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给予了较大的信贷支持，“纯绿”的传统项目信贷支持已相对饱和。
当前，金融机构转向寻找诸如CCUS（ 碳捕捉）、储能、氢能、生物质能等新技术所引领的绿色新兴产业。但这些产业在前期研发及固定资产投入往往较大、投资回报不确定，对银行而言可能风险更高。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就表示，目前新兴的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层出不穷，在绿色金融业务开拓中，银行需要有市场攻坚与风险助攻的协调配合。
不过， 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的“纯绿”项目，都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这对银行来说意味着长期的资本占用以及增加的资金成本。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接受调研时表示，绿色金融项目大都具有正环境外部性，普遍涉及金额较大、回收期较长、收益率偏低。目前，绿色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政府与监管机构自上而下推动，需要进一步在财税、贴息等方面加强奖惩，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高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绿色导向性”。
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有机构呼吁监管要继续加大激励措施。比如短期内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包括持续提供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绿色票据再贴现额度等。也有部分机构建议，根据银行机构的绿色表现，相关部门在监管评价评级、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人员履职评价等方面给予激励，并在合适条件下给予降低绿色信贷风险权重、对绿色金融进行定向降准等政策支持，从而进一步精准激励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与支持“纯绿”的项目相比较，银行对“棕色”项目的转型金融支持，则更考验银行平衡风险与收益、短期与长期、公平与效益的能力。
多位受访银行人士表示，目前在能源、交通、传统制造业等传统领域，金融机构仍有大量的存量信贷支持，而这些信贷资产也是银行的重要资产构成。对于这部分资产，银行不可能采取“一刀切”压缩政策。
此外，部分银行表示，机构既要随着国家“双碳”战略部署逐步推进、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前瞻性调整信贷结构，又要有效防范所支持的企业可能出现的环保风险以及在授信逐步退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等，这是当前较难平衡的问题。
制度依据和数据依据成绿金发展掣肘
大部分银行在接受调研时提及，绿色金融规则标准、碳核算体系和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不完善，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掣肘。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上述问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对银行而言，最终要解决贷款发放是否有依据这一问题。所谓的依据，则主要包括制度依据和数据依据。
一方面，银行经营风险，尽职免责，发放每一笔贷款都需要有制度依据。
在绿色金融发展初期，银行通常对照绿色产业目录进行绿色信贷的投放。
恒生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主管部门制定的《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版）》等逐步完善，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版）》等制度文件的兼容性不断提升，《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版）》也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但是在地方层面，各地方政府在绿色金融认定标准方面，认定口径仍存在差异。
一位国有行广东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现行标准需要进一步融合统一，部分细分领域如气候投融资、蓝色金融以及转型金融领域暂未出台分类标准。
就转型金融而言，部分受访机构表示，传统行业对地方经济和就业贡献较大，也确保了银行当前的资产规模。而这些行业中，大部分高碳排放企业开始了积极的低碳转型行动，部分传统企业减碳效益也很明显。不过，这部分企业并不在绿色产业目录中，甚至在银行的信贷指引中属于限制性行业，银行有何依据为这部分企业继续发放贷款？
据悉，目前国家层面及部分地市已经在开始着手转型金融目录的制定。
因此，受访机构也呼吁，尽快从国家、地方和机构层面分别出台具体的转型金融目录及操作指引，以便银行更有依据地筛选的确在进行低碳转型的企业，让银行能更明确地认定灰色资产、棕色资产，并给予其往绿色资产转换的时间空间。
另一方面，除了制度依据外，诸如碳核算体系、环境信息披露等制度的完善，其实是在于解决绿色信贷发放的数据依据问题，即如何让金融机构获得可信、可靠、科学的数据。
调研中，部分机构表示，发展绿色金融的一大掣肘为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目前我国还存在缺乏统一的环境披露框架和统计口径、许多企业监测能力不足、行业间难以进行比较等问题。上述问题将影响绿色项目的有效评估和企业自身对于绿色转型的决策能力；同时，数据的缺失和不可比，也会给企业“洗绿”行为提供空间，从而误导银行和投资者决策。
其中，大多数机构所提及的碳核算体系不完善，则直接关系到贷款发放及贷后评估是否有科学的数据依据。
另一位大行绿色金融业务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金融机构的客户选择、环境效益测算均离不开高质量碳核算信息的支持。而目前市场缺乏高质量的碳核算信息支撑，碳减排测算、第三方评估等认证机制和认证标准尚不完善，因此银行难以准确、公允地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这制约了绿色项目融资贷前审查和贷后评估，不利于绿色金融的持续发展。
过去一年，创新性的可持续挂钩贷款产品不断涌现。这些贷款在进入评估期或还款周期时，银行应如何依据更科学有效的碳核算体系，准确计算贷款期内的碳减排效益，以保证贷款的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摆在银行面前的现实问题。
因此，调研中，有机构呼吁，企业的环境信息数据披露机制需要尽快建立，并加强环保、安全等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共享，加快绿色信用信息系统和绿色项目库的建设，破除绿色项目“识别难、评估难、融资难”的问题。
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国家碳计量中心（广东）落户广州市南沙区。据介绍，该中心建成后将推动粤港澳三地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的数据、标准、认证等方面实现协调一致与互认。业界也期待国家碳计量中心的落地，能加快推动碳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
银行修炼绿金服务“内功”亟需专才
绿色金融业务的推动，还需要银行自身加强修炼“内功”。
调研中，银行反馈的一大问题集中在“人”的层面，即如何完善绿色金融专职人员和专业人才的配备。
调研结果显示，从绿色金融专职人员的配备数量来看，6家总行级机构中绿色金融专职人数从3人到56人不等，数据差异较大。此外，部分银行将绿色金融职能挂靠在其他对公业务相关部门，部分银行甚至还未成立相应的专职部门或团队，绿色金融专职人员比例仍有待提升。
而在专业人才配备方面，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绿色金融人才需要具有知识范围广、专业度强、不断创新等特点，但目前银行普遍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
浙商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从实践看，目前银行所急缺绿色金融人才主要有三种。第一类人才是熟悉国家及地方各项绿色金融政策，能为全行制定相应的绿色金融信贷指引的智库型人才。该类人才不仅需要有全球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上的视野，也要能结合中国和各个金融机构的客户实际，灵活制定顶层的业务发展指引。第二类人才则是绿色金融产品设计人才，该类人才需要能根据全行的绿色金融发展的要求和指引，结合每个绿色产业领域的特点和可能面临的机遇与风险，设计出适合区域化市场拓展的创新产品。第三类人才是对绿色项目能进行精准的风险把控的人才。该类人才需要掌握绿色项目的实际风险和风险控制手段，给出具体的风控和贷后措施等具体指引。
从机构反馈来看，银行内部的“人”是否专业，也是推动绿色金融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之一。近年，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培育绿色金融相关的专业人才。
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是中国最早发展绿色金融的中资银行之一。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向记者介绍了其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该行响应总行“绿色金融人才万人计划”，已完成首批绿色金融人才认证，涵盖全行的企金、零售、同业各条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方面认为，该计划实施有助于加强全行前中后台合作，提升整体可持续发展意识，将绿色金融理念渗透到全行的方方面面。这种“持证上岗”模式，也值得金融机构探讨。
调研中，也有机构表示，加强银行自身绿色金融能力建设，除了要有专业的人才，还需要有专业的系统支撑。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银行机构暂未有相应的绿色风险识别系统，与碳排放、排污许可证等相关的环保预警信息，还需要靠人工进行识别排查。
对此，恒生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建议，金融机构要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提高能力建设，通过对企业和项目的减排减碳、环境绩效、经营状况等数据加以利用，加强对绿色项目的智能化识别和审核。这不仅能够简化绿色识别认证程序、精准定位绿色融资需求，同时也能对绿色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管，并有助于将违约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