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不到半年的最年轻央企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矿资源”)日前与国际著名的三大铁矿石生产供应商澳大利亚的力拓与必和必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举被视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可能为中国铁矿石进口打开一扇新的安全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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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国际大宗商品在美联储本轮货币政策收紧之前上演的一波“牛市”节拍，铁矿石价格扶摇直上。仅就中国而言，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就同比飙升55%，即便是进入今年，美联储以及全球央行猛踩货币政策刹车，也没能阻挡铁矿石继续冲高的强大惯性，中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一度摸到131.4美元/吨的年度高点，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前10个月，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均价依然高达121.3美元/吨。

中国钢铁产量已连续20多年居全球首位，而且期间年年扩量增产。2001年中国粗钢产量1.52亿吨，2011年增至6.85亿吨，2021年更是稳稳延续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产量势头，全年钢产达到10.323亿吨。与此相对应，我国进口铁矿石用4年时间突破了2亿吨进口量，用3年时间突破6亿吨，然后又用5年时间最终突破10亿吨。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耗国，对海外进口铁矿石的依赖率高达80%。

一方面是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钢产量不断放大而带动的铁矿石进口放量，中国因此付出的超额采购成本抑或是遭遇到的外汇损失不言而喻。2021年，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1.24亿吨，均价164美元/吨，且基本上是从澳大利亚与巴西进口，等于中国高达1843.3亿美元的铁矿石进口用汇基本被这两个国家瓜分。同时对比发现，以2020年全年进口铁矿石均价101.7美元/吨计算，当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对应金额约1189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便在进口量有所减少的情况下，2021年中国也因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多支付外汇654.3亿美元，增幅高达55%。

更严重的是，全球铁矿石资源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福蒂斯丘四家企业手中，铁矿石价格上涨在进出口企业之间引起的利润分化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由于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成本吞噬，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率常年不到2%，而全球四大铁矿石巨头的利润率却总是高居400%左右的位置。拿2021年来说，全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550亿美元，但同期必和必拓与力拓两家企业的利润之和就高达590亿美元。残酷的对比数据清晰揭示了铁矿石价格上涨对于中国企业的掠夺与戕害。

的确，需求因素是导致铁矿石价格走高的重要牵引，但作为黑色金属类的大宗商品，铁矿石价格理应基本由期货市场决定，就像国际铜价主要是由LME铜期货价决定，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价和玉米期价决定全球大豆和玉米买卖价格标准一样。然而，铁矿石期货目前只能算一个不是十分成熟的品种，全球范围内有印度商品交易所ICEX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联合推出的铁矿石期货、新加坡交易所在掉期交易基础上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以及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但由于各自指数的参考基准不同且标准各异，同时三大市场之间处于割裂状态，最终释放出的期价很难得到铁矿石供应商与采购商的一致认可。

由全球领先的能源和金属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公司发布的普氏铁矿石指数采集的价格虽然反映出的是中国主要港口铁矿石CFR(成本+运费)现货价格，但其数据样本多为“活跃”参与现货交易的小规模钢企和贸易商，而不是矿山和大型钢厂，不仅代表性欠缺，而且指数价格编制方式也不透明，背后利益盘根错节。

因此，矿石交易价格最终还是采取“长协”定价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全球三大主要钢铁生产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钢铁企业在各国行业协会组织牵头下推出行业代表与铁矿石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双方商定出长期价格。

不过，长期价格实际敲定的只是一年内的铁矿石进出口“首发价格”，而且最终结果是年年谈判年年价格水涨船高，“首发价格”后的市场价格也是涨多跌少。不可思议的是，国际铁矿石谈判历来遵循与贯彻“跟随”潜规则，即只要铁矿石生产商与谈判的任何一方达成了长期合同价格协议，全球其他钢铁企业都跟随这一价格。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日本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矿山中持有不少股份，几乎每一次谈判结果都是铁矿石供应巨头率先与日本钢铁企业订立“城下之盟”，中国企业最终只能无奈“跟随”。因此，直到今天，虽然中国占据着世界铁矿石最大进口国的位置，但依旧对铁矿石定价没有话语权。

今年7月成立的中矿资源或许能够改写上述尴尬局面。一方面，未来中矿资源将代表国内钢铁行业与海外铁矿石生产商进行谈判，牵头实施铁矿石集中采购制度，既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对于铁矿石的议价能力，也有目的性地对国内进口铁矿石资源进行合理的行业组合与配置。另一方面，中矿资源接下来有可能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进行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如双方在资本层面展开与推进交叉持股、共同开发第三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以及为合作行业共同制定绿色低碳技术等资源优化方案和标准等，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为铁矿石进口配备出可以解压的产业服务链与安全供应链。

当然，需要客观看待的是，虽然中矿资源能够对外提升铁矿石价格博弈的话语权，并可能构造出对国内铁矿石进口的有利格局，但其一己之力能否改变既定而顽固的国际谈判规则，以及能在多大范围内与多强深度上引起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合作共鸣尚待观察。基于此，我们在向海外伸出商业力量长臂的同时，更需要在国内从产业布局与资源利用层面拓展可以实现治本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通过产业优化降低铁矿石的使用强度。虽经过多年的产业整合，但国内钢铁行业的集约度依然不高，排名前十的钢铁企业产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低于全球60%的行业集中度水平，因此，有必要继续推动行业横向资源整合，同时推进以大型钢铁企业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纵向联合，以显著的范围经济与产业规模化提高铁矿石的边际产出率。在此基础上，除了少量特种钢材外，坚决禁止其他粗钢生产的增量投资与建设，推动钢铁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提高铁矿石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存量废钢资源，构造出对增量进口铁矿石的替代强度。全球范围内有以铁矿石为基础原料的高炉长流程炼钢和以废钢为基础资源的新型电炉短流程炼钢，像美国的短流程炼钢产量可达70%，欧盟可达42%，但我国90%采取的是长流程工艺方式，短流程炼钢产量远低于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目前多达近3亿吨的废钢资源对粗钢产量的贡献率不到20%。为此，需要加大电炉钢工艺技术的研发与升级力度，同时通过支持平台集中收储、厂商责任界定等手段彻底改变废钢回收小、散、乱的特点，实现废钢资源的应收尽收与应用尽用，最大程度实现对铁矿石增量进口的替代。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