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反对债务，我反对的是糊涂账，反对的是混乱的预算管理，反对的是债务发行过程中的贪污腐败和寻租，反对的是一些地方诸侯拿着刚兑透支中央信用。让一个预算软约束和不会破产的机构大肆发债，下场可想而知。债务猛如虎，这就是我国次贷危机前长期坚决不让地方拥有发债权的原因。

当然，我也深知一切经济学问题都要从“初始条件”出发，现在债务已经这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看人家美国欧洲日本，不也都天量债务，不还是在继续发债？我们不发债稳住经济，出了大问题在国际竞争中就会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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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我的观点并非激进主义，认为坚决不能发债了，而是：

1，不能再一次发债稳增长过关后就继续掩盖问题，而是借着这个机会启动改革。危机是改革的第一驱动力，不能浪费这次“债务危机”，要让各地官员意识到高质量发展不是发债，要知道当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不能再用“总量刺激的努力来掩饰结构性改革的懒惰”。

2，要下放财权，上收债权，重定分税制比例和公共责任。地方债的问题根源非常复杂，需要的是央地治理机制的深层次改革，篇幅原因先不展开。

3，要引导地方政府关注资产端，最近十年大基建形成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资产，疫情之后看看怎么盘活，怎么从免费模式到收费模式，怎么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债务问题不能单纯从负债端“急刹车”解决，要注重资产端的收益，只有把资产和信用运营好了，才会逐渐消解债务问题。

4，要算清楚帐，先把旧账算清楚，我才给你加新账。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下去，借新还旧何时了。中央也要体会地方的难处，疫情三年，几乎掏空了地方的家底，这部分债务和缺口建议中央用国债置换。

5，当前发债要“救急不救穷”，否则债务继续常态化，财政要出大问题。对于出风险的地方，一方面该救助还是救助，另一方面要查清责任，落实债务终身制。中央必须要严格把关，让地方知道预算并非没有边界，财政预算是硬约束的。

6，施行改革方案置换新增债务的思路。你要继续发债可以，你得拿出改革方案，要做预算和成本管理，要有发展当地实体经济，培养税基的具体计划。如果没有，就精兵简政。也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机构和人员，要按照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配置，不能再继续依靠常态化债务。二十多年前有国企改革下岗，今天地方政府改革也需要减少冗余人员。但是，在当前本就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精兵简政，要注意社会保障工作要跟上。

7，发债的结构要优化，适度增加国债和一般性地方债，降低专项债、隐性债务比重。专项债的使用要放宽条件，增加货币效率。虽然现在城投债发行热情大幅降低，我还是认为证券化、标准化的债务，远比贷款和非标要好。风险不可怕，不可计量的风险才可怕。很多地方贷款，尤其是非标，没有二级市场定价，没有公开的信息，其实更加可怕。

对于发达国家债务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发达国家债务也很严重，但是他们的体质要好，账算的清楚，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可进行风险计量，有国际化的货币体系，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和汇率都是市场化的，风险能在时间和市场上分散出去，以不断小波动的市场风险置换大的信用风险。即使这样，也摆脱不了周期性的危机。看看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几十年的大衰退，吸食债务“鸦片”的教训还不够吗？

能将问题和风险向全球转嫁的发达国家，在债务问题上都如此，我们对债务问题当然应该更加慎之又慎。债务滥发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文明病，中国式现代化不应该重蹈覆辙。债务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债务哪来货币。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当前的时间点，地方政府不能再用“债务刺激的努力来掩盖结构性改革的懒惰”，应该一方面把债务用在最为关键的民生问题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另一方面还是我重复了无数次的话：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挥中国经济的自愈力。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