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快速城镇化进入下半程之时，我国城市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经济，青年群体、新移民的城市住房困难问题也愈显突出。近十年来，城市积极推动公共住房建设，例如深圳自2010年代初开始建设公租房和人才房；上海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供应租赁住房超过42万套，建设一批面向人才的租赁住房。新的公共住房建设成为地方解决青年和新移民住房问题、吸引人才、促进发展的重要措施。
住房是居住的容器，也是社会生活的场所。西方公共住房发展的历史更多的是教训，我国新公共住房的社区和居民生活体验如何？作者以深圳硅谷人才公寓（简称硅谷公寓）为案例，基于在该社区中居住的便利，采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方法，考察青年人才及其大家庭的生活经验，总结经验、问题和对策。
硅谷公寓平面图。硅谷公寓建成于2014年，位于深圳大学城旁，包含三座27层的公寓楼，现容纳大约1100多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及其家庭，其中约六成为流动人口。它为我国新兴人才社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展示平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层高在中国会影响人才社区的邻里关系吗？
“社区构成”指的是在一个确定的领域内，人们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农民工往往有一个基于流出地的同乡社会网络，而高学历移民的社会网络往往是在流入地的职场中形成。人才需要培养团队合作技能和同事互动，习惯了一种超出老乡范围的城市社会环境，有可能受到高层封闭社区的更大影响。
高密度住宅，特别是公共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反社会、非人性化和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美国圣路易斯市的普鲁特伊戈社区中得到极致体现，而英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出售市政公房（Council Housing），不仅是市场化的举措，也是对这种危险的一种应对。对台北和新加坡的高层公寓楼的研究显示，邻里交流相对较少，居民没有兴趣与邻居保持联系。针对上海的一些调查也指出高层住宅的邻里关系往往是最弱和最表面化的。
我国有大约30多万个封闭式社区，估计容纳80%的城市人口。2020年，大部分的省份有25-50%的城市家庭居住在8层以上的高层住房中。随着封闭高层小区的增长，公租房、人才房小区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其社区构成和社会互动会成为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高层住房如何影响邻里关系？在高层楼房中，出门不能立即进入室外空间，时空轨迹从平面转向三维，楼板和墙壁阻碍行动的自由，电梯井和楼梯则可能限制邻里交往，居民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的感知受到影响。当一个人不能走出家门，虽然高层视觉景观得到了增强，但牺牲了即时性、可访问性和人们对社区空间的亲密感。
尽管硅谷公寓的社交空间被三栋高层的81个楼层打断，但人才和他们的家人之间的互动却很活跃。参与式观察显示，居民通常在一个楼层上电梯，在到达地面之前，在另一楼层下电梯，显然是为了拜访其他居民。这表明，尽管面临垂直空间的挑战，但电梯依然可以促进楼层间的相邻性，鼓励社交。
而且，硅谷公寓的居民们似乎对楼层高度并不关心。商品房价格与层高相关，但硅谷公寓等公共住房的租金是按建筑面积的固定倍数计算，每层不加价。不管是住在2楼还是27楼，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对他们居住的楼层高度表示满意。
雇佣与人才住房，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和生活阶段
单位和企业的雇主向政府租用人才住房，再分配给个别雇员，这决定了雇佣关系对入住人才房的重要性。硅谷公寓的情况是深圳市南山区住建部门作为出租人，深圳市重点用工单位企业作为承租人，只有这些雇主挑选的人才雇员才能租住。
在访谈中，我们会问：“您为什么住在这里？”所有47名受访人才都回答：“我的雇主/公司为我提供了住房”。硅谷社区与用人单位有着两层密切的联系：一是公寓出租给用人单位企业，而不是个人；二是用人单位企业全部位于深圳南山区。因此，硅谷社区与单位住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果硅谷这样的人才房可以被认为是单位房的复兴，那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1. 它只容纳了外来人口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部分。
2. 虽然人才并不属于相同的雇主，但他们有着相似的职业特征，从事相同的科学、教育、管理或信息技术职业。
3. 社区中人才的平均年龄为32岁，往往处于成家立业的生活与职业阶段。
硅谷居民们有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和生活阶段，这些特点都鼓励那些“素质”相匹配的人在下班后的邻里交往。“这里的居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管理者，一些是大学教师，还有一些是科技公司里有经验的员工，我信任他们”(受访者5，35岁，男性)。信任感的建立成为良好邻里关系的重要基础。
不过硅谷公寓毕竟是一个封闭的人才飞地，由围墙划定和保安监控，通过指纹识别出入楼栋。硅谷公寓的居民倾向于信任人才同事和家人，但对那些“越界的陌生人”，则持谨慎态度。有学者认为，封闭社区居民将外来者描述为“混乱、危险和不洁之源”，而局内人则通过在“自己”和“他者”之间划清界限来捍卫自己的地盘。硅谷公寓的居民看来并非例外。
三世同堂：人才大家庭的社区活动
雇佣关系是人才定居的前提，是家庭形成过程中的首要环节。这一过程首先包括核心家庭的形成，而后往往依赖于祖父母对人才子女的照顾。因此，人才的就业和居住衍生出人才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包括人才配偶，孩子和祖父母。
硅谷公寓的室外空间容纳了最大的邻里互动。其在功能上人车分流，配备有游戏、羽毛球和乒乓球场地，还有在商品房小区中少见的篮球场。这些运动场地似乎专为青年人才设置。
如果说杂货店购物是祖父母们集体的短途旅行，那球场运动则是年轻人才们的社会交往。
“我们是在打羽毛球时认识的。我们加入了社区的微信羽毛球群。一些邻居经常组织去打羽毛球。有时我们不在社区打羽毛球，因为没有羽毛球网。”(受访者64，女性29岁)。“当我看到人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时，我有时会加入他们。”(受访者66，男性32岁)。类似这样的回答在访谈中并不少见。
非正式的娱乐往往创造新的社区活动。这些活动代替设计师的意图，是一种普遍和细微的不服从。运动场地是通往人行道的通用捷径，是幼儿学习走路的地方，也是祖父母们抱着襁褓中的孙辈散步的场所。大一点的孩子在篮球场上可以练习骑小自行车，或是穿着旱冰鞋晃来晃去。象棋或麻将桌通常被用作谈话的场所，而乒乓球桌是家庭谈话的集合点，或是成为孩子们爬上跳下的游戏区域。
与西方的机构日托模式相比，中国传统是家庭成员——通常是祖父母——成为照看学龄前儿童最可靠的人。在一个越来越久坐的社会，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都是有益的，也对人才社区的社会融合有所贡献。
即使简单的等待行为也是一种社交活动，甚至有点仪式感。如果傍晚进入硅谷公寓，这里就像繁忙机场的到达区，年轻人不断地从大门回到庭院，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祖父母，他们抱着婴儿，期待着儿子女儿在一天紧张工作后的归来。
只有太阳落山时，人才、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们的活动才会活跃起来。在夏日，室外空间几乎是空的。硅谷居民们似乎陶醉在黄昏之中，而不是警惕着夜幕降临。西方城市的夜间空间通常被认为是受到非法活动的影响，社会行为准则可以不受惩罚地被破坏，因为居民漫不经心的凝视和国家权力会被“包裹在黑夜中”。相比之下，硅谷公寓的人才可以在一天的工作后与孩子们玩耍，祖父母也从照顾孩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与其他老年人聊天、跳舞和吸烟。而小孩子的运动鞋和自行车车轮的亮光使他们更加显眼。黄昏标志着游戏时间和家庭活动的开始。
邻里关系：熟人社会的友谊与幸福
住在高层的受访者可能比低层居民有更多的互动，因为他们无法避免在公共区域的日常社交接触。然而，这些关系往往是表面的。亲密的朋友通常是通过工作场所而不是他们的住宅联系在一起的。在香港，三分之一的高层住户从未与他们的邻居社交，而租房者因为很高的流动性，往往没有社区意识。
但是硅谷公寓居民的社区意识似乎很明显。传统邻里的衰退可能被一种新社区关系所取代。在硅谷公寓的案例中，社会凝聚力并不植根于传统亲缘关系或是小区中的资产水平，而是建立在相似的生命周期、养育子女的挑战、以科学为导向的职业抱负之上。
“你认识多少邻居，可以和他们打招呼并进行简短的交谈？”受访者对于这个的答案从0到200人不等，平均为21人。邻居们主要是通过养育儿童这一媒介来认识彼此，其次是通过工作场所。幼儿作为社区构成基础的角色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不上班的时候，孩子们还很小，我经常带他们去邻居家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有时只是聊天或借东西等。现在因为工作繁忙，孩子也长大了，很少去邻居家”(受访者63，女，30岁)。人才忙于工作，往往没有太多的社交时间。
相比之下，人才的父母，似乎很好地融入了邻里社区。这些外地户口的老年人在社区里的社会关系要比他们的孩子多得多：人才平均认识15个邻居，而祖父母们平均有42个朋友。“我与隔壁邻居经常见面，我目前一个人住，住在隔壁的老人有时会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早餐”(受访者68,28岁，女性)。家庭中的长者为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也是社区生活的重要成员。
我们还问受访者：“你在这里快乐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绝大多数(71%)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22%的人表示“还行”。受访者赞赏硅谷公寓的自然和服务环境。“社区整体环境较好，院落内有体育设施，建筑之间距离较宽。公寓的采光和通风设计都很好。交通也很方便，因为附近有地铁站。”(被调查者66，男性，32岁)
其他人则称赞这里有很多社交和娱乐活动的机会。据一位28岁的女性说：“这个社区的环境非常宜人，因为我们的邻居有很多微信团体，比如跑步组、游泳组、羽毛球组等。我们聊天,一起去吃饭,有时候当你需要借东西或其他帮助,你可以发送消息,每个人都会很乐意帮助你的。它给了我和家一样的归属感，不像你在其他许多社区租房，让你感觉像一个局外人”(受访者67)。
硅谷公寓的居民们喜欢身边有朋友或同事，喜欢与子女和孙辈分享时间和空间。照顾孩子的老人似乎特别满足：“我的主要任务是白天照看孩子，晚上我会跳舞。我很开心。”(受访者29，女，60岁)。
对公共住房政策的启示
硅谷公寓的人才住房社区构成，对当前的公共住房政策有两点启示。
一是推动基于家庭需求的公共住房建设。公租房和人才房建设多考虑单身青年人才的需求。但硅谷公寓的案例说明一部分人才的家庭包含配偶、子女和年迈的父母，随着青年人才在城市的定居，这种大家庭的数量会逐渐增加。这种家庭构成应该成为人才房创新设计的基础，扩大的家庭成员数量，要求扩大的住房单元面积，相适应的社区活动设施、适老性设施、以及幼儿园和小学等教育设施，以应对所有年龄组居民的社区发展。
二是推动容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者的公共住房建设。公交、环卫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者包含很多农村流动人口，他们是人才社区和商品房小区中“越界的陌生人”。一些城市已经将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纳入公共住房政策范围，下一步应该付诸实施。因为只有人才家庭和农村流动人口都能获得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才能广夏俱欢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