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市辖区)和县域(县及县级市)，虽同为县级行政区，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却有很大区别。

比如，前者更强调城市功能的承载与区域资源的集聚，后者则承担着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纽带角色。

(相关资料图)

作为全国城区和县域头部力量的百强区、百强县，各自实力如何？

近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百强区用不足全国0.6%的国土面积和9.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7.4%的GDP、17.7%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22.6%的新增就业。

百强县则以不到2%的面积、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94%的GDP。同时，百强县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水平高达20.2%，远超过全国水平4.9%。

然而，“强县”与“强区”之间的较量，远不止于此。数据指标竞逐背后，是二者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乃至区域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别。

133个千亿区 43个千亿县

在全国数千个县级行政区中，不管是占据全国经济总量17.4%的百强区，还是占比9.94%的百强县，无疑都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赛迪顾问公布2022年百强区、百强县(不含港澳台地区)名单，全国城区和县域综合实力最新排位出炉。

其中，百强区(不含直辖市市辖区)基于“地区生产总值>8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的“双门槛”，从经济实力、增长动力、内生支撑、区域能级、共享发展五个维度共70余个参考指标展开评价。

百强县入围门槛则在此前基础上有所提升——地区生产总值≥500亿元(往年为4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并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水平等维度进行评价。

2022赛迪百强县

据统计，2021年，全国百强县以不到2%的国土面积、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94%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百强区用更少的土地面积，承载了更多的人口、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总量——以不足全国0.6%的国土面积和9.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7.4%的GDP、17.7%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22.6%的新增就业。

从人均指标来看，百强区、百强县去年人均GDP为16.2万元、12.9万元，分别达到全国人均GDP(80976元)的2倍、1.5倍以上，且百强区比百强县多出四分之一左右。

再来看作为“金字塔”塔尖的千亿城区和千亿县。

赛迪顾问《2022年中国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GDP突破1000亿元的地级市市辖区(即“千亿城区”)从2012年20个大幅增至2021年133个。

2021年，133个千亿城区经济总量达到23.07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20.17%，GDP平均增速为8.7%、高出全国水平0.6个百分点，人均GDP达14.57万元，城区常住人口达到1.69亿。

其中，GDP超两千亿的城区达34个，经济总量(10.8万亿元)几乎与粤苏两大经济强省相当。GDP最高的深圳南山区、广州天河区、深圳福田区在5000~8000亿元之间；无锡新吴区、佛山禅城区、济南历下区等新晋成员GDP在2000~2300亿元之间。

千亿县数量则从2011年5个增至2021年43个，去年新晋成员包括兴化、石狮、准格尔、肥西、荣成5个县(市)。43个千亿县GDP总量为7.05亿元，占全国6.2%。

从头部梯队来看，共有8个县(市)GDP超过两千亿元。其中，昆山、江阴以4748.1亿元、4580.3亿元领跑全国县域；张家港GDP在去年首次迈过3000亿元大关，排名第三；紧随其后的晋江、常熟、慈溪、宜兴、长沙5县(市)GDP在2000~3000亿元之间。

强省强市与强区强县“深度绑定”

从区域分布格局来看，百强区和百强县都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特征。

其中，2022年百强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量分别为62个、18个、19个、1个；南、北方分别为87个、13个。东部、南方地区占比高达62%、87%。排名第一梯队的11个城区，全部来自东部地区。

不过，拉长时间线看变化趋势，中、西部地区近几年百强区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东强西弱格局有所缓解，而南、北方百强区数量差距则逐年加剧。

与之相比，2018-2022年间，东部地区百强县数量从74个减至65个，中部地区由16个增至22个，西部地区从8个增至10个，东北地区从2个增至3个，并在近两年基本保持不变。

从今年最新名单看，哪些区域新增上榜区县最多？

总体而言，湖北和四川两省无论是百强区还是百强县都“收获”颇丰。

2022年，湖北省入围百强区数量从去年4个增至7个，且均在省会武汉。武汉也由此成为百强区数量第一的中部城市。

2022年百强区分布

同时，湖北省上榜百强县数量从去年7个增至8个，其新晋的天门(第96位)为时隔30年后重回全国百强县。

四川2022年百强县则由2个增至4个，其中，彭州和射洪均为首次跻身百强县，分列第95、第98位；百强区从10个增至13个，新增3个分别为泸州江阳区(第92)、成都新都区(第96)、德阳旌阳区(第99)。

此外，今年浙江省百强区数量也增长显著，新晋城区包括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杭州上城区、拱墅区，以及湖州吴兴区、嘉兴秀洲区等。

不难看出，强省强市与强区强县之间正形成深度“绑定”。

除武汉、杭州等中心城市强区强县“增量”显著外，从“存量”来看，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二位的昆山和江阴，其所在城市苏州和无锡，上榜的百强区同样在全国排名靠前，其中苏州吴江区和虎丘区、无锡新吴区分别排名第10位、第48位、第20位。

其所在省份江苏，更是近两年全国百强区、百强县数量“双料”冠军，分别入围19个、25个。

去年，江苏入围百强区数量一举反超“霸榜”多年的广东，曾引发不少讨论。今年，江苏再次压过广东。

粤苏之争：产业结构与区域平衡

眼下，百强县格局基本稳定，随着中西部各省份城区的崛起，粤苏两个头部强省百强区数量明显减少。

其中，江苏2022年百强区少了3个，南京建邺区、扬州邗江区、无锡锡山区等跌出名单；广东少了2个，去年上榜的江门新会区、广州增城区等被挤出百强。

不过，从头部力量来看，粤苏两省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2022年，江苏入围百强县25个、居全国第一，并在前十强中包揽6席，遥遥领先其余省份(浙江、山东、福建、湖南四省各占1席)。

广东则以一己之力囊括百强区前十强中的8个席位。即便是全省入围城区排名最靠后的广州花都区，也排在全国第59位。而高居百强区前三强的深圳南山区、广州天河区、深圳福田区，综合实力更是远远甩开全国其他城区。

一个强在县域、一个强在城区，两大经济强省各自的“主阵地”一目了然。这背后，与其产业结构差异有关。

赛迪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城市经济、人口、文化等要素核心承载区，2021年百强区第三产业平均占比达到66.3%，高于全国11.8个百分点；百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占比为48.6%，高于全国10.8个百分点。

而根据当地统计公报，去年江苏、广东二产占比分别为44.5%、40.4%，三产占比分别为51.4%、55.6%。也就是说，江苏重点依靠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强县支撑，广东以金融、贸易等三产为主的城区发展则更为突出。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明显差异是，江苏25个百强县，分布于省内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扬州、宿迁等诸多城市，且各梯队排名较均衡；广东的18个百强区，则全部来自广佛深三大城市，且集中排名在全国前60位，后半梯队明显断档。

眼下，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城镇格局重要形态日益壮大，国家层面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区和县域的功能定位均面临重构挑战。

对于粤苏两大强省而言，能否推动区域更均衡发展、“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无疑是占领新一轮竞争高地的关键所在。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