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国家发改委通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就。其中一组数据尤为引人关注：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5万亿元、24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1年的22%、21.1%。东部与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1年的1.53、1.68。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十年间，中西部地区不仅经济份额在增大，人均GDP也得到稳步提升，这一关键性指标与东部地区朝着更加趋同的方向优化，意味着东西差距持续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

著名的“胡焕庸线”，简洁而清晰地勾勒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国情。本世纪以来，我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辽阔的国土上并不是每一寸土地都适合人类生存和大规模开发建设。因此，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各地区承担的功能理应有所区别。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目标，未来中国要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这里面，城市化地区的核心命题是如何高效率地集聚经济和人口，既要集聚经济，更要集聚人口，否则就会造成全国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的失衡，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这恰恰是造成我国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原因——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不同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东部地区以占全国39.93%的常住人口总量贡献了51.74%的GDP，同期中西部的人口份额为52.95%，经济份额仅42.88%。

这种“不同步”反映到阶段性结果上，就是东部与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虽有所下降，但距离“最优目标”仍有较大可压缩空间。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各地区之间经济份额和人口份额可以不尽相同，但人均GDP是几乎趋同的，进而方能走向区域平衡。

笔者认为，促进人口流动是解决人口与经济集聚“不同步”的一条重要路径。未来在流动上下多大决心和力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阶段推动区域发展相对差距缩小的程度与成效。

公开报道显示，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此前已开始探索促进人才跨地区自由流动的新举措。比如北京实行京津冀三地职称评审结果互认，津冀两地的职称证书在北京职称晋升、岗位聘用、人才引进、培养选拔、服务保障等领域与本市证书具有同等效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按照“三地最优、统一标准”的要求，给予外国高端人才最长工作许可期限，青浦、吴江、嘉善一地认定，三地互认。

互通互认的不应只是对高端人才的评定标准，而早就应扩大至对劳动力资源的全覆盖。仅从政策端来看，从去年《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到今年《“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鼓励都市圈社保和落户积分互认，统筹布局新建大型公共服务设施，促进教育医疗资源共享”，普惠性、覆盖面有望加大，这将更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

当然，促进人口跨区域自由流动，本质上需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对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而言，亦不例外。

眼下一个重要契机在于，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道路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可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接下来还能集聚多少经济和人口，市场会给出答案。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