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前的2021年5月31日，中国已经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推出了配套支持措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新的人口政策怎样才能落地见效，我们此刻面临的人口挑战有哪些？《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学、人口预测研究领域专家王广州。

“一人户”的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经营报》：近期三孩政策放开，你的统计调研中，能否看到新政对生育的影响？

王广州：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转化为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首次超过少年人口，标志着中国快速老龄化问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断放开生育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兼顾人口总量的同时，兼顾人口结构性矛盾问题。我们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有35年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人还想要两个孩子，但是现在生育意愿处在下降趋势之中，二孩政策效果不明显。目前三孩政策刚刚推出，所以三孩政策落地效果还没有看到，但也别有特别大的期待，人口具有长周期的重要特征，人口问题不会太快解决。

《中国经营报》：东北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一个体现就是入学儿童的数量在大幅减少，有的地区入学儿童数量与十年前比，减少了一半，东北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

王广州：东北人口生育率在过去30年，降低了50%，2010年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只有0.7至0.8，不到1990年的一半，一个原因是东北以国有经济为主，国营单位比例高，所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范围广，此外东北的城镇化水平较高，比如2020年人口普查中辽宁省城镇化率超过72%，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在第二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辽宁的城镇化水平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0年左右的时间。以往东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领先得更多一些，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缩小了很多。城镇化率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也是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

此外，东北是移民文化，多数人口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缺少根亲文化，对走来走去很习惯，因此人口会外流，去海南等地生活。东北的教育普及率高，从国际经验看，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也越低，综合原因造成了东北人口的现状。

《中国经营报》：另一种倾向就是家庭规模在变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连基本的三口之家都难以达标，还出现了很多单人户，这说明了生育的哪些变化？

王广州：“单人户”就是这个家庭中只有一个人，这种简单的家庭关系最大的问题是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将面临的特殊问题，年纪大了之后，没有人能够照顾他。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是2.62人，打破了三口之家或者两代、三代同堂的复杂关系。我们知道小型化和单一化是不稳定的，从这个家庭结构可以推测，有很多夫妻没有孩子，单亲家庭和不完整的家庭比例高。

我曾经和韩国、日本的学者进行过沟通，在发达国家单人户的比例非常高，比如欧盟2011年单人户的比例超过30%，韩国单人户约占23%、日本占34%，韩国、日本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至少有30%的人口属于单人户。此外，2011年欧盟国家夫妇二人户与单人户合计超过55%，日本接近三分之二，韩国接近40%。

女性生育意愿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营报》：我注意到，你在去年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中，将女性作为调研的主体，从女性的角度分析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王广州：女性意愿在生育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我们的调研中，绝大多数女性只愿意生育两个以内的孩子，这几年只愿意生一个孩子和不打算生的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跟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大致比例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少生育0.5个孩子。比如，我们调研过东北某地，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其生育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2020年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有超过30%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一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比例不到5%。

《中国经营报》：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男女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持平。但是31个省份中，广东省男女性别比例在113.08，性别比在110以上的省份有3个。性别比对人口有哪些影响？

王广州：性别比的失衡对贫困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聚焦25岁到39岁之间的适婚男性人口时，可以看到，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某些地区，新生人口男女性别比最高达到了125，平均也在120以上，造成了性别失衡。由于人口的流动，女孩选择向上结婚，即与条件更好的城市男性结婚，所以贫困地区的男性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他们正在承担着性别失衡的结果。

另一个现象，天价彩礼、买卖婚姻的出现也是女孩缺失的后果。当然，这会逐渐形成女孩偏好，从男孩偏好到女孩偏好之间的扭转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韩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韩国扭转新生儿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也用了15年的时间。

地方出台鼓励政策

《中国经营报》：你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统计调查的国际前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项目通过评审并获得优秀等级。改变我们的统计方法，对经济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广州：首先，推动调查指标的更新，可能使未来的数据调查更加详细，也可以预警人口的过度变化，有助于对人口的基础研究。

其次，对经济社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放开二孩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有疑惑，未来人口会不会增长？一个房地产企业是否要推出大户型？汽车是否7人座成为销售主力？单身经济占主流还是大家庭占主流，都需要我们以精准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预测。

再次，我们研究人口要看“60后”“70后”“80后”“90后”不同的队列，他们有哪些意愿。比如“60后”和“70后”，相对来说还是保留了一些喜欢大家庭的传统，“80后”和“90后”的生育意愿中，有15%至20%的人，只想要一个孩子。这为我们今后生育政策的制定都提供了支撑。

《中国经营报》：在促进生育三孩问题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新政，包括物质奖励。有地方政府宣布，生育二孩和三孩，每月补贴500元等，这种方式能否促进生育？

王广州：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要事先做好测算，补贴以及各种鼓励政策是否可持续。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北方城市进行调研，当时的独生子女费，每个孩子补贴5元，46%的县级政府都支付不起。所以在出台政策之前，要研究政策的可持续性。

另外，补贴鼓励究竟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也值得探讨，想要刺激多生育的办法非常少，现在的生育文化变了，年轻人的朋友圈也变了，传统的单一政策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更加合理和经济快速发展还是有很强内在动力的，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而已。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