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就教育资源公平普惠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认为，目前教育领域存在激烈的焦虑竞争，这种从小到大的选拔体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也不利于学生精神素养的平等提升。
因而，他建议要推行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应当通过“抽肥补瘦”，平衡不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并以学生的数量为标准投入相应的教育资源。
对于职业教育，他强调不应过于提前，要让孩子们在接受过高中教育之后再进行职业教育。在这其中，政府应做好引导，企业、高校可联合办学提升学生教育质量。
建议推行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
《21世纪》：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富裕，还有精神层面的普惠公平。你如何看待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
姚洋：我们现在教育存在几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大家的焦虑竞争太激烈了，把孩子都培养得上同一个轨道，他们就只知道“考、学、考、学”，到了大学要读研究生就是拼分数，读完研究生要去找工作又说要拼分数，精神上就不会愉快了；第二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到底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还是说为了选拔？现在的这套体制就是选拔体制，一层一层选，这样一种激烈的体制对于孩子精神层面来说，实际上损害非常大。中小学教育应该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懂得什么样是一个好的人，如何做一个好的人，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学会怎样去认识世界，这才是更根本性的。
第三个问题，中小学还有包括大学教育，所有的资源分配都是优中取优。你优秀了，学校给你的资源多；你差了，在学校分配到的资源很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会导致严重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继而会导致每个人成长之间的不平均。因为可能有将近一半的孩子就被放弃了，觉得他们的精神是荒漠。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他应该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自我都可以完善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把这些人放弃了显然是不对的。
《21世纪》：近期你多次呼吁“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在你看来，合理的子女教育平均水平应该是什么样的？
姚洋：我觉得目前来看至少要完成高中教育。现在还有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孩子到高中的教育费用，所以我提出来10年一贯制的模式，即小学5年，中学5年。我觉得应该要保证每个孩子都接受10年的教育，一直到高中毕业，然后他再去选择人生。
《21世纪》：假设通过十年一贯制的教育方式，他们在选择的时候能否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姚洋：这十年建议是强制的，孩子必须接受教育，国家负担他们的学习成本。若想再往上学习，学生可以自行去选择。
《21世纪》：目前来说我们追求教育资源公平方面的难点有哪些？
姚洋：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思想观念需要转变。教育人士乃至整个社会都觉得这种选拔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现在好多学习都是浪费性的，美其名曰叫做选拔，我在大学里看到这些学生，他太从众了，没有个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是被选拔出来的，不从众就被淘汰了。所以应该从中小学就开始降低这种竞争。
我们崇尚勤奋，崇尚努力就能得到回报，这当然是好的方面，但是不能把它推到极致，特别在人的培养方面，我们还是要更多地追求平等。之后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只要观念一变，其他问题都是迎刃而解。比方说北京正在试点的教师轮岗，反对声音太大了，不光是老师反对，社会也反对，其实这就是个观念问题。只要你观念转过来，这些都不是理由。
拉平教育差距
《21世纪》：现在有一种讨论比较多的观点是，虽然教师轮岗有助于提升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教学水平，但是对于一些所谓的“精英学校”，他们的教学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姚洋：应该让它下降，要拉平教育差距。为什么要有精英学校？中小学就不应该有精英学校。我们要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一个同等价值的人来培养。可以有一些兴趣学校，但是现在所谓的精英学校培养的都是学习方面的“精英”，那不是在培养孩子。
《21世纪》：对于某些方面有天赋的孩子，怎么去扶持他们的发展？
姚洋：我以前也不理解，后来见到北大的所谓的数学学院黄金一代，对于这些天才孩子，他的的确确就是喜欢，比如奥数题，我们常人连题目都看不明白，他能解得津津有味，就是不教他们也会主动学习。社会上可以提供一些办法，可以有额外的兴趣班去培养他，但不要强制，不要放在义务教育体制中。
《21世纪》：目前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确他们本身的教育资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是比较欠缺的，可能只能支持本地一所或者两所学校的发展。怎么去保证这些地区也能够有比较好的教育公平？
姚洋：既然是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就应该有责任做这个事情。中央政府从2000年开始，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目前中央财政最大的支出项目也是教育，我觉得再多花一些也是应该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人的培养创造是长期的，因此国家才要去投入。
除了中央政府，省内也要平衡不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我是坚决支持在教育方面应该抽肥补瘦，省会城市不应该那么多资源倾斜，应该给农村地区更多的投入。现在教育资源的投入是按照所谓的学校分类来分配的，以后能不能按照生均标准，比如每个学生2000块钱的标准。
我还建议国家或者省政府应该投入一些资金，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师的待遇，吸引教师去那里工作。
职业教育应该放在高中之后
《21世纪》：除了继续升学深造，未来学生的一个发展途径是职业教育。我之前看到你有一个说法——“穷地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就等于没有教育”，对于这些地区怎么去提升他们的职业教育水平？
姚洋：我觉得职业教育应该放在高中之后。现在有的孩子才14岁，社会就要给他分流，逼着他去学一门所谓的手艺，这样孩子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突然就说“对不起，你该开始谋生了”。现在通讯那么发达，十四五岁的孩子一看，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我还有梦，你就让我去做工人。有些孩子说到工厂里一看，自己未来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坚决不干了，学了也不去做工人，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这也和我国未来的转型升级是不匹配的。未来更多需要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工人，而非流水线上的工人。这种流水线工人很快会消失，被机器替代，我们需要的是会开机床的、会编程的高级技术人员。但是要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一定就是要在高职或者大专阶段。要让孩子们先上完高中把文化课学好了，学会做人，然后再他自己去选择未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21世纪》：收入不平等很大一方面也是来源于目前教育不平等的情况。在你看来，我们国家目前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如何呢？
姚洋：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1960年之前出生的人，教育流动性是在增加的，在这之后教育流动性就下降了。所谓下降的意思就是父母的教育决定你的教育程度。
有可能是城市化速度太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也会影响到大家接受教育，还有比如教育费用的提高等等综合的因素造成的。我个人觉得政府还是要多做一些，光靠社会是不行的，教育进一步均等化是重中之重。
《21世纪》：除了政府，企业、高校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做出哪些努力？
姚洋：这跟政府政策有关系，比如在德国，高职、技术院校基本上全是和企业合办的，如果能引进一个较大的公司，或者和两三个企业合作，将公司中至少一部分研发放到大学去，这样公司也省钱了，大学又获利了。我认为在这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些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大企业和高校合作。当然这非常难，因为我们的企业都还是盈利为主，所以国家一定要有措施引导他们去做这些，要让他们看到这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利，从长远来看对他们也有利的事情，这样他们才会去做。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