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代表性观点：
2014年：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改革牛
2015年：海拔已高风大慢走，经济L型，一线房价翻一倍
2017年：新周期
2019年：否极泰来，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2020年：新基建，放开三孩
2021年：通胀预期，流动性拐点
我们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提出“经济L型”，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否极泰来”，2020年倡导“新基建”，观点一脉相承。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周期的黎明”，新旧世界正处于转型交替的阵痛和重生之中，新未来、新世界正在开启。新周期将经历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
2008-2014年中国经济长期下行，在此期间主要依靠货币放水的需求侧刺激手段，进而引发了过剩产能堆积、房地产价格暴涨、宏观杠杆率飙升、影子银行膨胀、巨额庞氏债务悬空等经济金融风险，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并有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国内外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剧增。
对于这种超长期的大幅经济下滑，经济学界在认识层面展开了大论战，主要围绕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原因，以及能否依靠需求刺激重回高增长。
2010年，作者原来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在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时提出了“增长阶段转换”的重大判断，并与“刘易斯拐点”“增长方式转变”“新供给经济学”等观点一起，倡导从供给侧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作者在2014年下海提出“新5%比旧8%好”：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的旧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的旧增长平台要好。“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发展经济学告诉了我们如何起飞，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平稳降落和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只有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少数几个成功追赶转型的案例可资借鉴，中国经济转型进入了无人区，需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从学术讨论到社会共识再到公共政策转型，终于在2015年底中央开始战略性转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2016-2018年进行了大规模传统行业过剩产能出清和金融去杠杆。继而中央又围绕供给侧部署了“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注册制改革”“新基建”“双碳”“双循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
在历史的三峡，经济转型的关键期，确实方方面面经历了巨大的阵痛，而且在政策的执行上部分地出现了“一刀切”“运动式”等简单粗暴的手段，在此期间也出现过一些悲观论调，但“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
由于把握住了供给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国经济终于在关键时期扼住了命运的喉咙。随着以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新基建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新周期、新未来露出黎明的曙光！2021年中国GDP同比增长8%左右，总量超过11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大幅上升。继“康乾盛世”之后，时隔两百年有望重回世界之巅，全球从大分流到大合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超过千年，复兴而非崛起。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及战略遏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房地产能否软着陆、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依靠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内圣外王，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这一点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一、中国经济：政策底，新一轮稳增长启动，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和市场将逐步友好
中国经济的短周期大致3-4年一轮，库存周期、猪周期、货币政策松紧周期和房地产短周期基本维持这个时间跨度。周期背后是人性轮回，时代和技术变迁，但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
经济有自身运行的周期规律，2020年二季度复苏，下半年货币政策正常化，2021年上半年经济周期转入过热和滞胀，金融信用政策在房地产、基建等领域收紧，“广义流动性拐点”出现。2020年中是政策顶，2021年一季度是经济顶。“广义流动性拐点”随后引发了房地产销售投资和基建的下滑，并波及其他行业。2020年5月经济持续下降，8月以来出现加速下行态势，主要是房地产销售投资大降、基建投资低迷、金融信用政策收紧、就业低迷制约消费、上游成本大涨对下游挤压等，再叠加疫情反复、限产限电等扰动。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十次危机九次地产，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21年下半年经济最大的下行压力来自传统的房地产链条，三道红线、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查经营贷等金融政策集中出台，导致5月份以来房地产销售大降，部分房企现金流断裂，大部分房企集中“躺平”不拿地，土地大面积流拍，进而拖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上下游建筑建材家电等。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14.0%和-16.3%，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7.0%，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3%，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为-12.5%和-24.2%。
三驾马车中，消费熄火，投资骤降，出口高增，内生动力不足。2021年1-11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水电燃气)同比增长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负增长。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接近零增长，主因中小企业大面积注销、就业低迷。1-11月出口增长21.8%，主因美欧需求复苏、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强大的产业链能力、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等。未来，随着产能替代效应消退、外需见顶、价格水平回落，出口增速存在均值回归压力。
2021年4季度经济周期从滞胀转入衰退，“政策底”出现，新一轮稳增长启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清晰信号，面对三重压力，稳字当头，新一轮稳增长来了，货币转向宽松，财政政策转向积极，支持新基建、新能源、科技创新，促进房地产良性循环和软着陆。
2021年4季度是“政策底”，政策对经济和市场将逐步友好，12月6日全面降准之后还会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将经历四部曲，不急转弯-慢转弯-转弯-轰油门。2022年是从衰退转向复苏的关键时点，初步预计上半年延续衰退，下半年有望触底复苏，主要带动力量来自政府专项债前置拉动基建尤其新基建投资回升、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拉动房地产软着陆尤其国有房企率先受益、新能源数字经济新动能逆势高速增长、出口仍有一定韧性等。
未来需要警惕房地产硬着陆引发金融危机、海外疫情反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联储缩债加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政策执行一刀切能否纠偏等风险。中国经济处在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转型阵痛期，经济平衡整体比较脆弱，需要一定经济增速和时间来化解风险。
2022年五大关键词是，双周期、稳增长、新基建、软着陆、提估值。世界经济的关键词是中美双周期，中国宏观政策的关键词是稳增长，新经济的核心是新基建，老经济的核心是房地产软着陆，资本市场的主要机会是“提估值、稳增长和新基建”。股市是货币的晴雨表，货币宽松降低资金成本和利率，提升股市估值，受益于货币宽松提估值、稳增长政策和新基建爆发的行业板块将跑赢大市。
当前要特别注意就业压力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2022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076万人。我们跟天眼查合作研究了《中国中小微企业经营现状》，2017年以来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持续下滑，2020年降至1.41，注册注销比降至历史低点，注销激增，超一成小微企业消失。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观离合。
二、新未来，站在新周期的黎明：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
近年，以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基建快速崛起，而以房地产、老基建等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面临转型阵痛，微观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做宏观研究不能视而不见，中国经济分析框架和逻辑正在被重新改写。
我们可能正站在新周期的黎明，新未来、新世界正在开启，新5%比旧8%好。
前几年在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论调时，作者在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否极泰来”，2020年倡导“新基建”。
作者在2017年提出“中国可能在新周期的底部和起点”，根据对增速换挡期国际经验研究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逻辑和发现：
1)我们正步入新时代、新周期，政策从“政令不出中南海”到“政令畅通”，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追求高质量发展，产能从过剩到出清，房地产开始建立长效机制。
2)做宏观经济分析也要分析国运周期，中国的国运还是处在上升周期。如果你做正确的事，运气就在你这边。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3)从2010年尤其是2012年以后，中国基本经济单边下滑。2017年初，经过长达6年市场自发的出清，中国可能处在新一轮周期的底部和起点，所以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战略性乐观的。
4)新周期不是需求U型复苏，而是经济L型下的供给出清，必须重视供给侧。新周期的核心是从产能过剩到供给出清、剩者为王、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龙头资产负债表持续修复，新5%比旧8%好。
5)新周期必将经历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
6)关于“新周期”的论战注定是史诗级的教科书式的，其意义堪比2014年的“5000点不是梦”、2015年的“一线房价翻一倍”。
经济正经历20年来最大的经济结构巨变，在新老经济呈现出冰火两重天，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孕育着阵痛和重生。现在的新能源新基建就像20年前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
回想房地产业在98年商品房改之后，赶上1962-1976年婴儿潮进入置业年龄，2001年加入WTO，时来天地皆同力，一路高歌猛进，枭雄崛起，攻城略地，昭告天下。近来房住不炒、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金融收紧等，英雄迟暮，美人夕颜。如今是新能源、新基建、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元宇宙的天下，英雄辈出，风华绝代，引来投资者万众追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倾力支持，“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被寄予高质量发展的厚望。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最终都是大时代的产物，道法自然，以无事取天下。
2021年1-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13.7%，新能源、新能源车、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快速增长。1-11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2.2%，快于固定资产投资17.0个百分点。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为15.1%，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11月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7.9%和112%。利用外资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升，1-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
三、物价：通胀大挪移，货币政策温和宽松，全球大滞胀
2021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猛烈的上涨，是供求缺口、货币超发、限电限产、运动式减碳等叠加的结果。在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海外央行流动性收紧、需求回落等综合影响下，未来中美PPI大概率温和回落。10月底保供稳价政策密集落地，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集中限产限电和生产供应紧张情况有所缓解。
2022年将出现通胀大挪移，从工业品通胀到消费品和结构性资产价格通胀，与货币宽松、稳增长、猪周期、上游传导有关。在通胀大挪移、高质量发展等约束下，2022年新一轮稳增长和货币宽松整体应该是温和的，不是大水漫灌式的。
2021年四季度以来，猪周期进入筑底阶段，2022年中期或进入猪周期上行阶段、对通胀产生压力。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往往历时3-4年，这是由“能繁母猪生长-繁育和仔猪的育肥-上市”周期决定。本轮猪周期是从2018年年中开始进入上行阶段；2019年四季度价格到达高点；2020年价格维持相对高位震荡；2021年初开始价格开启下行。当前阶段，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绝对水平已达到历史高位附近，压栏压力增大。猪粮比维持相对低位，侵蚀养殖利润，对后续产能扩张形成压制。边际上生猪存栏变化率环比接近零，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环比转负，显示养殖户和养殖企业扩产动能有所减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存栏拐点或会出现，高位存栏对猪价压制作用或有缓解。
放在一个包含工业品、消费品、资产价格等的更广义的通胀视角下，我们正面临全球性大滞胀，背后是货币超发，滞胀是对货币超发的惩罚，美欧主要三种手段：零利率或负利率、QE、直升机撒钱。2020年3月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式的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稳定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经济的目的。结果是大类资产价格大涨，从2020年3月至2021年底，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涨幅分别高达到116%、144%。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全国房价平均上涨19.08%，创下14年来最大平均涨幅。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平均房价同比上涨了9.6%，其中，以名义涨幅为基准，澳洲、美国、斯洛伐克的房价涨幅也均达到了18.9%、18.7%、18.4%，新西兰房价涨幅为21.9%，土耳其房价涨幅更是高达35.5%，位居全球第一。在空前的货币超发推动下，全球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非理性繁荣达到空前水平，也反映了各国公共政策的困境和陷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货币超发导致贫富大幅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回潮，包括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国内部分舆论事件等。
面对经济低迷和结构转型阵痛，美欧选择超发货币甚至走向MMT，中国选择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时间会给出最终答案。
四、新基建：迎接新能源和数字经济革命
2020年初提出“新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成为最大的投资机会。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
1)科技新基建，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元宇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
2)民生新基建，包括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
3)制度新基建，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
迎接新能源革命。人类历史上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能源革命，动力装置是蒸汽机，能源是煤炭，交通工具是火车；第二次能源革命，动力装置是内燃机，能源是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载体是汽油和柴油，交通工具是汽车；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能源革命，动力装置是电池，能源是可再生能源，能源载体有电和氢，交通工具是电动汽车。第一次能源革命，英国超过荷兰。第二次能源革命，美国超过英国。第三次能源革命中国有望换道超车。
新能源产业的整体趋势：从起初的高碳一步步走向低碳，最终达到无碳。2020年9月22日，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产业主要包括四大板块：1。新能源车 ，2。 光伏和风电， 3。储能产业， 4。 电力设备(新基建充电桩等)。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2021年渗透率超过10%，迎来S型曲线的快速爆发期。新能源乘用车产销量累计超过750万，自2015年以来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2020年新能源产销分别为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和10.9%。2021年以来更是连续创历史新高，中汽协统计，截至2021年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2.3万辆和 299万辆，同比均增长1.7倍。11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17.8%，全年渗透率有望达13%。2022年新能源销量有望达500万辆，全国乘用车每年销售2500万辆。渗透率从0-10%可能需要10年，从10%到50%可能只需要几年，这是技术进步、用户消费习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能源汽车制造带动相关万亿级产业链，与数字经济一起，是未来能够接棒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新发动机的天选之子。产业链上游主要是锂矿资源、制造动力电池所需的电解液、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隔膜。中游主要是“三电”技术，电池、电机和电控。下游是汽车组装制造的整车厂，以及与电动车相配合的电池充电桩。
随着新能源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软件定义汽车”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最终追求的是既环保又有极致驾驶体验的“新四化”汽车，即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智能座舱、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技术快速发展，换电站、电池回收等下游新兴产业快速变革。
中国新能源汽车布局超前，有望抓住第三次能源革命的重大机遇，这对于能源安全、绿色低碳发展、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具有战略意义，也展现了中国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活力的良好结合。从全球角度来看，本土动力电池厂商已处于全球第一阵营，中日韩三足鼎立。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装机量更是连续第四年蝉联全球第一。新能源车型销售掀起国货时代，蔚来、小鹏、理想等中国新势力车企崛起，比亚迪、长城、吉利等快速增长。
五、重大挑战与应对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我们最好的应对是改革开放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推动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
房地产仍是当前第一大支柱行业，地方财政主要来源，居民财富的主要配置，对经济、金融、就业等影响重大。十次危机九次地产，要软着陆，避免硬着陆，硬着陆根本受不了。2020年，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占我国GDP的17%；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投的27.3%，完全拉动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1.5%；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专项税合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7.6%；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66.6%。
如何既能实现房地产去金融化泡沫化、改变房价只涨不跌投机永远赢的目标，又能实现软着陆、避免硬着陆、防止升级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建议，在适当调整过紧政策的同时，关键在于构建长效机制，即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改变过去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行政手段轻市场手段的做法，采取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随着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通过“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房价是供求的结果，进而实现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3、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建立“鼓励生育基金”
中国面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陷阱”，目前已有地方政策，力度太小，效果有限。原因无非是地方政府没钱、个人没精力也没钱、教育医疗住房成本高等，只有大力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才能跳出“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鼓励生育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额外补贴，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鼓励生育体系。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定期的现金补贴对于生育的影响有正向作用。
因此，我们建议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当前最重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设计可以参考棚户区改造工程和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抵扣、企业所得税减免、购房租房补贴、建设托儿所等，这在OECD国家行之有效、能够改善生育率。“鼓励生育基金”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长期有助于提升经济社会活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过去几十年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分配和公平，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新冠疫情后经济K型增长，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放水，穷人通缩、富人通胀。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全球重视。
国内现状来看，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而且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有待完善。收入差距方面，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等原因有所缩小。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见顶回落，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在较高水平区间运行。财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显著，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动性泛滥和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等；也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择问题，三次分配调节机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历史进步性，也要客观承认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中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精准扶贫被列为三大攻坚战，将共同富裕纳入十四五规划。我们建议：第一，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第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扩中。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社会公平底线；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对资产的代际传承环节征收遗产税。第三，鼓励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识，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第四，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解决外来劳动力落户、子女教育、子女医疗等问题；帮扶困难群体创业和提供创业孵化的扶持；平衡区域间、城乡间教育资源，降低房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捆绑关系。
5、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6、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 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 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 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文章来源：东吴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