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双减”工作情况介绍“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效。

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地各校普遍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作业的校内公示制度，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超97%家长表示满意

机构压减超八成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品介绍，从9月份起，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每两周对“双减”主要指标进度排名后10位的省份进行通报，督促进展慢的省份加大力度，确保工作能够实现阶段性目标。对通报的指标，根据全国的工作进度和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适时作出调整。截至目前，已印发6期通报。

胡延品进一步表示，针对校外培训机构“退费难”和劳动用工风险排查不全问题，对10个省市开展了专项督办。要求10个省市全面排查、完善调度机制、加强督导检查，看住重点机构、管住重点账户。“对8个‘双减’国家试点进展慢的省市，我们印发了专门的督办通知，督促8个省市进一步增强试点的责任意识，加快推进‘营转非’和培训预收费的监管工作，能够起到试点地区应有的示范作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获悉，经过各方不懈努力，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双减”政策不只是单纯减轻学生学业压力，也要在减负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对于校外学科培训的治理，短期内可能还存在不断替代、再生、转换、变异的形式，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指导意见，实行常态化监管。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教育部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教育发布”客户端开设举报专栏，接受群众实名举报。从举报平台数据看，11月份共收到的举报线索4280条，数量大幅下降，印证了“双减”工作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学校落实“双减”的工作也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和好评。国家统计局在秋季开学后的专题调查显示，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业时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学校直报平台收到了7714万份家长无记名调查问卷，97.3%的家长反映对学校减负提质工作表示满意。

统筹社会资源参与学校工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调查走访中注意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师工作时间延长、压力增大的问题客观存在。

此前，北京某小学班主任赵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双减”实施后，校内老师的工作时长有所增加，尤其家离学校远的老师，感受更为明显。为保证教学质量，目前学校课后服务均由校内老师承担。

针对老师工作负担加重的问题，吕玉刚表示，“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由于很多老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客观上确实给老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这是现实。对老师的负担问题，从组织上、从教育部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做到不要让老师的负担过重。

谈及具体举措，吕玉刚指出，首先，要按照编制把教师补充到位。其次，要积极探索推行教师的弹性上下班。

第三，统筹利用社会资源，吸引一些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参与学校工作。吕玉刚表示，由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去遴选，包括一些有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的专业人士，经过遴选之后，认定他有这个条件，遵守基本制度，能够较好地履行课后服务工作任务，可以把这些有品质的机构和专业人士引入到学校来。

“但不是由学校直接和这些机构去联系，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允许的，而是要经过教育部门统一遴选若干个，然后提供给学校去自主选择、使用，收费要符合相关规定，通过多种途径来减轻教师的负担问题。”吕玉刚说。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立华介绍落实“双减”工作情况时表示：“我们发挥了本校教师的优势，开设了艺术、体育、科技、劳动教育等方面的课后活动，同时还引入了优质的社会资源，比如说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北京服装学院、首都体育大学、中国京剧院、北京舞蹈学院，通过合作，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有效保障。”目前，学校开设了40多门课后服务课程，学生的参与率达95%以上，调研显示孩子们对课后服务满意率超过98%。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