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病天价药物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难题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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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逼迫’企业持续创新、降本增效，才能降价，患者家庭才能用得起好药。”在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主办的《21H院长对话》第三期中，北京五加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小岩博士这样说道。
可用的药物种类少、用药贵等问题，一直是罕见病患者求医之路上的最大障碍。董小岩指出，大多数罕见病是遗传病，不仅药品少而且特别贵，患者病情严重，包括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确诊后无药的绝望、国外有药国内没药的等待，以及药物进来后用不起的困境。“罕见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患者个人问题，它是整个社会、民生的问题。”
正基于此，为了更好地解决罕见病患者治疗所面对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多个相关支持政策，就在不久前发布的《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下称《调整方案》)明确提出“鼓励研发申报罕见病治疗药品”。可以看到，从2018年确认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到此次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向罕见病倾斜，短短四年间，我国罕见病药品目录推动迅速。
在董小岩看来，这是我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解决百姓生活痛点的初心与决心，以及把握未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沿的战略眼光。“因为很多罕见病都涉及基因缺陷，此次方案也将助力我国基因治疗创新药研发的发展。未来，基因治疗产业必然成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处于高维度，哪个国家能在基因治疗产业执牛耳，哪个国家就能全面把控全球生物医药格局与秩序。”
助力基因药物治疗发展
与以往相比，新一轮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将罕见病用药纳为重点方向，并且优化了申报范围，对罕见病用药的申报条件没有设置“2017年1月1日后批准上市”的时间限制，而是2022年6月30日前经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品都在范围内。
董小岩指出，国家对罕见病用药的重视，也将更好地帮助罕见病患者解决用药、治疗等问题。实际上，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罕见病种类太多，目前在研的孤儿药品种相对较少；其次是费用太高，例如用于治疗庞贝氏病，需要长期使用的进口孤儿药美而赞，即便经过“灵魂砍价”，每年仍有30多万元的费用，对很多患者而言负担仍不轻。
“罕见病种类繁多，除了少数由外在理、化、生物、微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外，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基因缺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单基因缺陷遗传病约有4000多种，多基因缺陷遗传病有8000多种，总计超12000种。我国有14亿人，人口基数大，任何一种罕见病，即便发病率很低，在我国都会有一定的患者群体，而他们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因病致贫的家庭。因此，罕见病在我国的社会影响面实际上是很广的。”董小岩指出，所有种类的罕见病患者的数量合起来，数字是巨大的，影响很大。不解决这样的问题，罕见病将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的健康，降低人口健康素质。
在董小岩看来，几乎所有的罕见病都属于遗传病，以基因药物为手段治疗单基因缺陷遗传病是解决罕见病患者未来用药的重点途径。“80%的罕见病是遗传性疾病，随着基因组学和基因测序、基因诊断技术的进步，相关药物的研发能力显著提高，因此新批准的孤儿药中生物制剂、罕见癌症治疗药物以及靶向治疗药物比重不断攀升。”
据了解，从2012年第一个由EMA(欧盟药品监管局)正式批准的药物Glybera，再到Luxturna、Zolgensma等，都是针对罕见病的基因治疗药物，基因治疗全球市场从2018年开始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基因治疗也是国家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据介绍，我国科技部“863”计划102主题从最早立项之初就启动了基因治疗这个战略规划和方向，截至目前，国内数百家公司、研发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医院等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到这个领域中，基金投资也非常活跃。同时，国家新药评审中心也为该领域新药申报提供了绿色通道等政策。
之所以近年来基金投资活跃，部分原因是化药、靶向药、抗体药等新药研发领域，存在成药难度大、研发费用高、研发周期长、竞争激烈等问题，尤其是在PD-1抗体药物、免疫细胞治疗CAR-T药物等品种上，竞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并且存在高度跟风情况，而另有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罕见病(不含肿瘤适应证)药物从I期临床试验到获得FDA批准上市的平均成功率为17.0%，远高于整体药物的平均开发成功率7.9%。
董小岩认为在此背景下，基因治疗自然被资本看好。
与此同时，董小岩认为，基因治疗产业也是未来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美欧等发达国家进行了战略布局，从发展规划看，我国也将此领域作为发展的重要规划领域。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中明确：重点发展基因治疗产品。
“哪个国家能在基因治疗产业里执牛耳，哪个国家就能全面把控全球生物医药格局与秩序。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有机会在这一赛道上问鼎，也必须牢牢抓住机会实现问鼎。对于罕见病药物的政策倾斜是顺应全球产业能力形成、时代发展、科学技术转化的必然之举。”董小岩指出。
罕见病“天价药”如何破局？
“无药可治是科学问题，有药治不起是社会问题，在罕见病治疗上，这样的问题非常突出”，在对话中董小岩如是说。近些年来罕见病治疗药物，尤其是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这样的政策将极大程度地促进行业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罕见病用药的可及性依然很低。
其中，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市场以外资药物占主导，其价格异常昂贵，例如治疗SMA的基因药Zolgensma的价格是212.5万美元/人的单次治疗费用，合人民币1,380万，面对如此高昂的药价，普通患者只能望而却步。
根据我国人口工资收入、社会支付能力的分析，理论上，绝大多数患者家庭客观上是需要国家医保支持和承担大部分支付的，患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是小头。在董小岩看来，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有助于缓解罕见病患者用不起药的问题，但医保基金有限，商业保险、社会公益组织、红十字会、社会关爱组织等在罕见病领域的投入会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在罕见病高值药还没有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畴时，需要一些创新支付保障实践，解决罕见病高值用药支付困境。比如，国家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创新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通过建立罕见病专项基金、大病医保、政策性商业保险、医疗救助等方式，化解部分罕见病患者用药贵的困境。同时，地方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的实践，也为罕见病立法提供了参考。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要大大降低成本，提高药物的质量，同时要扩大药物生产规模。让做新药研发的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花费更少的钱，更高效、更高水平地将其研发的基因药物完成临床、上市，让患者能够更早用上便宜的基因药。”董小岩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董小岩认为，一套规范的生产技术工艺与质量体系，不仅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比较合适的上游开发的工艺点和工艺参数，还可以提高下游工艺的回收率和效率，最终搭建起来整个工艺流程及平台，实现量产。
如CAR-T细胞疗法，是个体化治疗，成本居高不下。在董小岩看来，企业可以选择做通用型的CAR-T，选用的细胞是一种通用型细胞，不是某一个患者的细胞。对这个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以后，它对于所有的能用这个策略治疗的患者都适用。因此具备大批量生产的条件，这样成本也才会下降。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