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中央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次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公布。今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已满3周年。三年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新冠疫情中，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依旧强劲活跃增长。

区域一体化是好事，它打破了人财物的市场分割状态，可以发挥统一市场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秘诀之一就是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收益被放大了，有利于国外的消费者，也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中国国内经济也在一体化。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外，也存在了分割市场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激励，这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有动力去分割市场和保护本地的弱势企业。

这就演化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因境内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国内市场的难度可能要比搞国际市场要困难。一般来说，国际贸易的参与者是全球竞争，只有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的企业才愿意参与，但年青学者吕丹的求职论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比内贸企业要低，这显示了内贸竞争的激烈程度要超过外贸，法国学者Sandra Poncet的研究显示，2003年前后，中国省际之间的贸易成本接近于欧盟国家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

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在国内开展的相对较早。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经济发展是外向型，例如开发浦东，向东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江浙也从中受益。但长三角的一体化是有限的，例如虹桥机场被弱化，主打国际航班的浦东机场离江苏太远，不利于苏锡常等国际航班乘客。在此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在促进长三角的一体化，早在2000年前后，上海的用地成本就居高不下，尽管上海主观上并不想将这些企业推到江浙等地，但客观环境促使制造业企业开始自发的向苏州、无锡等地迁移，长三角内部出现了产业转移的雁阵形态。

经济的一体化有市场在推动，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相对困难，这对于人的流动格外关键。上海的外来人口中，安徽和江苏是前两大来源地，但受制于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市民待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速度加快，最典型的就是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在长三角居住的具有长三角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在家门口办理证照、证明，更为难得的是，像异地就医也可以使用基本医疗保险直接结算，这都是相对难啃的骨头。

长三角有三省一市，省级区域间的协调成本和分割水平比较高，省级区域一体化能做到长三角这样很了不起，因此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实践对于其它地区一体化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我们要看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对超前于全国水平的根源于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即使部分省份相对较弱，但在全国范围内，也不算垫底的省份，这大大降低了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难度。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区域如何推进一体化，还需要另寻榜样。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