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通融”。这是张謇1913年出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后为农商总长)时，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里的观点。张謇根据多年从事实业的经历，认为振兴实业需要在完善经济立法、确保金融基础、减免厘税征收、奖励补助企业等四个方面着手。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张謇充分认识金融的重要性，积极培养金融人才，创办淮海实业银行。

张謇筹划和组建本地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内其他银行的经营活动。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张謇入股1500元。1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企业加入股本15万元。1922年6月，交通银行第11届股东大会上，张謇被推举为总理。张謇1916年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支持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给予上海中国银行极大支持，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大量垫款，滥发钞票，导致信用不稳。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不兑现纸币。这一消息传开后，北京、天津两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持有者，前往银行兑现的日益增加。北洋政府国务院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下达命令，“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5月11日清晨，上海中国银行接到北京总行转来的国务院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的命令以后，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当即进行紧急磋商。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执行，中国的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宋汉章和张嘉璈决定拒绝接受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命令，上海中国银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

为了保障上海中国银行的正常营业，宋汉章和张嘉璈采取一系列措施。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出面，以中国银行的股东、存户和持券人身份，聘请律师向上海会审公堂起诉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副经理有损益行为，这样宋汉章、张嘉璈必须作为被告人应诉，在诉讼期间，依法两人不会被中国银行撤职。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寻求地方政府和外资银行的支持。

与此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请张謇出山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借助商股股东的力量抵制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停兑、止付令。据张嘉璈的回忆，5月11日晚，“行内准备翌晨照常兑现付存。同时我与宋经理以为挤兑提存风潮平息之后，袁政府怀恨在心，势必设计摧残反对停兑之行，不得不藉股东作后盾，以相抵制，因偕股东刘厚生(垣)往访张季直(謇)，说明组织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之用意。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公举张氏为会长，叶葵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

5月12日，针对停兑、止付令，张謇为会长的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回应称：“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求保全必自沪始。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张謇在当时的政商两界都享有极高的威望，经由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发出抗拒宣言，对北洋政府国务院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也有助于安抚上海中国银行的储户。

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同时还公布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将来如逢商家有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上海中国银行从5月12日起，经受了储户兑现的冲击，到19日兑现风波基本平息。6月20日，段祺瑞致电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张謇等人，电文中提及“中央银行为国家命脉所系，前因金融紧迫，必不得已停止兑现，原为暂时救济之计，幸赖诸公热诚维持，商民蒙福，感仰同深”，实际上承认停兑、止付令的不当，也表达对张謇等人的尊敬。

（文章来源：南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