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新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影响，原计划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推迟举行，新的会议日期目前仍不确定。世贸组织在一份公告中说，由于多国政府采取航空限制措施，许多国家的代表将无法抵达日内瓦。

这已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第二次因新冠疫情推迟。本次会议最初定于2020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后因疫情推迟并改为在日内瓦举行。部长级会议是WTO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本次部长级会议将就WTO改革等问题进行磋商。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WTO改革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WTO机制需要改进与推进，但不能彻底地、颠覆性地改变，各成员都是WTO的受益者，此时也应成为其捍卫者。

他特别强调，“WTO改革有一条原则动不得，那就是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这是WTO处理发展中成员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WTO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与时俱进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中国加入WTO二十年来的表现、收获和贡献？

魏建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融入了世界贸易的大舞台。

加入WTO后，中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当初承诺的义务和条件，做到了诚实守信。在此期间，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越来越大，我们不但在WTO中学到了世界贸易的规则和成功经验，而且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进步。

从2001年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制造业突飞猛进，成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抗击疫情的时候，中国在全球形成的强大产业链和供应链，不仅对中国经济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还积极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复苏。

新京报：第二次推迟的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计划就WTO改革等问题进行磋商，你认为WTO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魏建国：我认为WTO最大的问题，是没能做到与时俱进。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要理解这句话，就要抓住两个关键词，一是规则，一是多边。

WTO不是双边的，它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一个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是要制定游戏规则。过去WTO制定的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言权。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问题上，WTO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其次，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地区差距方面，需要WTO制定一个公平公正、包容平衡、开放互助、合作共赢的贸易和投资规则。

此外，数字贸易、云计算、区块链、5G等新事物不断发展，WTO在这些领域也没有规则可循，特别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WTO要制定出适应当前形势的新规则。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必须坚持

新京报：中国加入WTO后，GDP占全球份额从4%上升到目前的17.4%。有成员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在WTO享受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WTO改革有一条原则动不得，那就是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它是WTO处理发展中成员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WTO的有关规定，发展中成员在市场开放和遵守规则方面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还要通过谈判来决定。

我认为，一些成员把中国的地位捧得很高，实际上是一种“捧杀”，捧高的背后是希望中国能尽更大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自身发展任务还很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WTO时，就根据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我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比其他发展中成员要少。加入WTO后，我们也未将特殊与差别待遇作为一个“挡箭牌”来阻止谈判取得进展。

对WTO下一步的改革，当前各方基本认识一致，但如何改、朝什么方向改、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遵循什么原则等看法尚未统一。

但有种观点要特别警惕，那就是反对贸易自由化，把一国利益强加在其他国家之上，认为中国加入WTO是占了便宜，否认WTO各方达成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甚至要取消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提出颠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动摇和否认WTO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机制和原则。不看清这点，就会在WTO改革中迷失方向，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使全球经济复苏倒退，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

所以，WTO改革抓住特殊与差别待遇，就是抓住了改革的总钥匙，就能把握改革的重心和基石。下一步，我们还会遇到各种改革方案，但还是要关注能否坚持WTO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能则全力支持，反之则坚决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这一点上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新京报：此前有消息称，这次推迟的部长级会议，将会谈到补贴问题，有WTO成员提出在补贴规则方面要加强监管，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主要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稳岗就业等各类公共政策目标，包括产业补贴、政策补贴、金融补贴、服务业补贴等。比如疫情期间，各WTO成员就出台了不少补贴措施，帮助本国企业渡过难关，保证民众就业和社会稳定。

在补贴问题上，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对在WTO改革框架下启动补贴有关谈判讨论持开放态度。同时，我认为在补贴问题谈判上，首先要坚持透明公开化；其次，要制定符合市场化的规则；第三就是要加强监管，进行事后监督。总之大家商量着办，拿出一个可行的、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才能推动WTO的改革。

WTO不可替代，还应该加强

新京报：中国已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正在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你如何看待区域贸易协定与WTO的关系？

魏建国：双边差距越大的国家，互补性就越强，市场的吸引力就越大，形成的自贸协定的收益就越大，会产生1+1>2的效果。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贸易的多边体制，特别是双边、多边FTA(自由贸易协定)会越来越多，亚洲应该是全球FTA双边、多边协定最多的，比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

区域贸易协定与WTO，是驱动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两个轮子，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现在WTO有164个成员，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8%以上。自贸协定谈判以两个或几个国家为一组进行，如今向WTO通报的已实施的自贸协定有350多个。

一方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WTO+”，不仅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比WTO更高，而且还涉及投资开放，甚至WTO没有的一些新领域的规则。

另一方面，WTO也必不可少。WTO是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和贸易平台，它要照顾到发达国家，也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告诉我，无论WTO怎么改革，不可能把美国排除在外，同样也不能没有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全球贸易规则，WTO的标准就不可能像有些区域组织那么强。但这绝不意味着WTO就不需要存在了，恰恰相反，还更应该加强。

新京报：后疫情时代，中国还能为全球发展贡献哪些方案？

魏建国：我认为，首先是疫情过后如何解决贫富矛盾和地区差别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消灭绝对贫困的国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脱贫成就。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提出更具体的方案，大家对此都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中国能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WTO在制定规则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声音在全球经济中更有力量。

另外，中国的科技不断发展，如数字经济、智慧城市、5G、区块链、云计算等，WTO在制定针对这些新领域的规则制度时，中国应该，也必须有更多的发言权。

（文章来源：新京报）